福建的剧变,如同投入晚清这潭死水中的巨石,激起的涟漪正迅速扩散至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不光是寄居南昌,伺机而动的李鸿章在密切关注。

身处江西前线,肩负剿匪重任的曾国藩,其对福建动态的关注,远比外界想象的更为深切。

那些从福建传来的,关于“大兴工业、文明进步、富国强兵”的喧嚣言论,他初时并未十分在意,视为石达开收拢人心的蛊惑之辞。

在他看来,这不过就是与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异曲同工,不过是换了个更具迷惑性的外壳。

但随后传来的消息,却让他脊背发凉。

那些所谓的“文明进步”,兴建新式学堂,创办福州大学堂,在他这位理学儒臣眼中,固然是些惑乱人心、标新立异之举,冲击圣贤之道。

但尚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他的信念体系,他自信以湘军的“朴诚”和“忠义”,足以在精神上压倒这些“异端邪说”。

真正让他坐卧不安,如芒在背的,是洋人的态度。

根据多方探报,那些唯利是图的西洋各国,非但没有因光复军的“叛逆”身份而与之划清界限,进行封锁抵制,反而在石达开主动开放港口、承诺通商,甚至大胆引入外国资本之后,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与合作意愿。

一艘艘悬挂着米字旗、三色旗的远洋货轮,正络绎不绝地驶向福州、厦门、泉州,卸下的不仅是各类工业机器,更有成箱的军火。

这彻底动摇了曾国藩根深蒂固的理念。

他一生笃信“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强调军队的精神力量和纪律性远胜于武器装备。

他曾以此反复训导急于为吉字营购买洋枪洋炮的弟弟曾国荃,并以麾下猛将鲍超的“霆字营”为例,证明没有洋枪洋药,一样能当大敌,所向披靡。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

面对武器日益精良、战术思想亦显迥异的福建光复军,以及他们背后若隐若现的西方技术支持。

曾国藩内心深处那套依靠“忠义血性”,依靠传统营制就能克敌制胜的逻辑,开始出现了动摇。

在昏暗摇曳的烛火下,他仿佛再次看到了那个用兵狡诈、奇正相生,曾在湖口、九江将他逼得羞愤投水自尽的石达开的身影。

与太平军作战,湘军的勇猛与纪律确实能弥补武器的部分差距。

可面对同样开始系统化学习西方,并试图自行“造器”的光复军呢?

湘军还能凭借旧有的模式与之一战吗?

福宁府十万清军在短短时间内近乎全军覆没的残酷事实,像一个冰冷的答案,告诉他一

不能!

湘军的战力虽远胜过福宁府那十万多只战力糅合而成的杂牌军。

但光复军在历经一系列的军改,以及大规模普及火器火炮之后,其战力已然发生质变。

如果湘军仍然固守陈规,满足于现有的装备和战术。

那么未来两军若相遇,其差距,恐怕将不再是勇悍与纪律可以填补,而是犹如天堑鸿沟般的“代差”!

他此前一直抗拒从洋人那里购买火器。

不是他真的迂腐到看不见火器之利。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太清楚火器,尤其是先进连发火器对于过去依赖城墙、阵型和个人武勇的旧式战争的彻底颠覆性。

一旦火器在中国普及开来,即便他侥幸快速扑灭了太平天国之乱。

但往后呢?

在火器流散到地方,民间亦可能掌握之后,任何一座城池将不再能成为割据势力的可靠屏障,任何一次民变都可能演变成无法收拾的武装冲突。

届时,他苦心孤诣想要守护的清王朝统治秩序,将会以远超他想象的速度加速崩塌。

这是一种深沉的、基于维护现有体制的恐惧。

可现在,光复军的出现。

石达开毫不避讳地拥抱西洋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并以此取得了骇人战果。

这迫使曾国藩内心的固有观念和恐惧,被另一种更迫在眉睫的危机感所覆盖,所动摇。

若不能迅速掌握同样的力量,莫说维护朝廷,就连他自身和湘军的存亡都将成为问题。

更让他忧惧的是,光复军不仅在购买军火,更在大规模兴办实业,意图学习西方自造军火!

这已超越了简单的武器优劣之争,触及到了他一直回避的“道”与“器”关系的根本层面。

若让其在福建站稳脚跟,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近代军事工业体系,形成“造器?强兵扩地?再造器”的循环,其势将如滚雪球般再难遏制。

想到此,曾国藩再也无法安坐。

“师夷长技以制夷......”

石达开提笔蘸墨,在一份奏折下前大地写上开头。

我必须说服朝廷,正视那千年未没之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