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分层管理的制度，既保证了中央的权威，又尊重了地方的差异，为后来华夏王朝的行政体系奠定了基础。而禹治水的中心地区，根据《禹贡》等先秦文献记载，正是今山东省菏泽市——书中提到的大野泽、雷泽、菏泽、孟渚泽等十三个地名、水名，都位于菏泽境内，足见这里是禹治水的核心区域，也是他勘察九州、制定规划的重要据点。
帝舜在位三十三年时，深知自己年事已高，而禹治水有功，深得百姓与诸侯的拥戴，便正式将天子之位禅让给禹。十七年后，舜在南巡途中逝世，禹带领百官守孝三年。孝期结束后，禹遵循禅让的传统，避居阳城（今河南登封一带），将帝位让给舜的儿子商均。
然而，天下的诸侯们却纷纷离开商均，前往阳城朝见禹。他们对禹说：“商均无德无才，不能治理天下。您治水救万民，定九州安天下，只有您才配做天子！”在诸侯的再三拥戴下，禹终于接受了帝位，正式定都阳城，国号“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朝，标志着华夏文明从“部落联盟”进入“国家”阶段。
禹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分封诸侯：封尧的儿子丹朱于唐（今山西临汾），封舜的儿子商均于虞（今河南虞城），让他们在自己的封地内供奉祖先，传承礼乐；同时，他还任命伯益、后稷等功臣为朝廷重臣，继续辅佐自己治理天下。此外，禹还改革历法，制定“夏历”（即农历），以农历正月为一年的开始，方便百姓根据节气安排农业生产。
为了巩固天下统一的局面，禹在涂山（今安徽蚌埠一带）召开诸侯大会。这次大会，被认为是夏朝建立的标志性的大事件。大会当天，涂山脚下旌旗招展，四方诸侯按着九州的方向分列两侧，他们手持玉帛（玉器与丝绸，象征臣服与敬意），依次向禹稽首行礼。禹身着玄色法服，手执玄圭（象征天子权力的玉器），站在高台上，稽首回礼。
礼毕后，禹高声对诸侯们说：“我德薄能鲜，之所以接受帝位，全靠各位诸侯与百姓的信任。今天召集大家，是希望大家能当面指出我的过失，劝诫我的不足。我治水十三年，虽有微劳，却时刻警惕‘骄傲’二字——先帝舜曾告诫我：‘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若我有骄傲自满之处，还请大家直言不讳，切勿因畏惧而隐瞒，那便是对天下百姓的不负责任！”
这番话，让原本对禹心存疑虑的诸侯们彻底信服。他们纷纷表示：“天子谦逊仁厚，心系百姓，我们愿永远臣服于夏！”史书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足见当时天下诸侯对禹的拥戴之深。
涂山会盟后，各方诸侯为表敬意，纷纷向夏朝进贡青铜（当时最珍贵的金属）。看着堆积如山的青铜，禹想起黄帝轩辕氏“功成铸鼎”的典故，便决定将这些青铜铸造成九座大鼎，以纪念涂山会盟，象征九州统一。
铸造九鼎的工程历时三年，工匠们将各州的山川名物、奇禽异兽刻在鼎上：冀州鼎刻着太行山与黄河，兖州鼎刻着泰山与济水，青州鼎刻着渤海与崂山……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刻着嵩山与洛水，象征豫州是天下的中心枢纽。九鼎铸成后，被集中安置在夏朝都城阳城的宗庙中，成为“天命”的象征——拥有九鼎，便意味着拥有天下的统治权。从此，“九鼎”成为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标志，流传后世数千年。
大禹治水，并非只有“疏导”一法，他还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采取了“高高下下”与“钟水丰物”两种策略，将水患转化为民生之利。
“高高下下”，指的是将疏通河道时挖出的淤泥，堆积在河岸两侧，形成高出地面的“堤岸”。这些堤岸不仅能防止洪水再次漫溢，还能作为百姓居住的“高台”——禹教导百姓在堤岸上建造房屋，既避免了低洼地带的潮湿，又能随时观察河道的水位变化。同时，他还组织民工在堤岸之间开挖沟渠，将河水引入农田，形成“灌溉系统”，让原本因洪水而荒芜的土地，变成了肥沃的良田。
“钟水丰物”，则是针对那些无法汇入大河的小支流与积水洼地。禹没有强行将这些水排干，而是引导它们聚集形成湖泊、池塘或沼泽，教百姓在这些水域中养殖鱼虾、种植莲藕，在周边的湿地中饲养鸡鸭、种植芦苇。这样一来，原本的“积水害地”，变成了“水产基地”，百姓不仅多了食物来源，还能用芦苇编织器具，改善生活。
此外，禹还帮助百姓“择地而居”——他根据地形的高低、土壤的肥沃程度，为百姓划分居住区域与耕作区域：在地势较高、土壤肥沃的地方建立村落，在靠近水源、地势平坦的地方开辟农田，在山林附近的区域发展畜牧与狩猎。同时，他还组织民工修建道路，连接各个村落与都城，既方便百姓出行、互通有无，又便于中央政权传递政令、调动物资。
这些举措，不仅解决了洪水的直接威胁，更从长远上改善了百姓的生活条件，推动了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正如《尚书·禹贡》中所记载：“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大禹用自己的智慧与汗水，不仅平定了水患，更奠定了华夏民族安居乐业的基础。
禹在位期间，始终保持着节俭的作风。《说苑》记载他“卑小宫室，损薄饮食，土阶三等，衣裳细布”——他的宫殿简陋，没有华丽的装饰；饮食简单，不追求山珍海味；宫殿的台阶只用泥土堆砌，只有三级；身上的衣服也只是普通的细布，没有绫罗绸缎。这种节俭的品德，深受百姓爱戴。
关于禹的在位年限，史料记载略有不同：《竹书纪年》称他在位四十五年，而《史记》等文献则记载他在位十年后东行，在会稽（今浙江绍兴）逝世。无论年限如何，禹的晚年，始终在为夏朝的传承做准备。他深知自己的儿子启虽有才干，但天下初定，仍需贤能者辅佐，便预先推荐伯益为继承人，希望延续“禅让”的传统。
禹去世后，伯益按照惯例，将帝位让给启，避居箕山（今河南登封箕山）。然而，此时的夏朝，已经形成了“家天下”的思想基础——百姓与诸侯们认为，启是禹的儿子，不仅继承了父亲的才干，更延续了禹的仁德，比伯益更适合做天子。于是，诸侯们纷纷前往阳城朝见启，拥戴他为夏朝的第二代天子。启继位后，废除了“禅让制”，确立了“世袭制”，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父死子继”的王朝传承时代。
关于禹的享年，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认为他享年一百岁左右——从青年时代接手治水，到晚年在会稽逝世，禹的一生，都在为天下苍生奔波。他去世后，百姓们悲痛万分，在会稽为他修建了陵墓（今浙江绍兴大禹陵），世代供奉。
禹的传承，不仅是帝位的传递，更是“华夏一统”理念的延续。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虽未继承帝位，却都拥有自己的封地，他们在封地上继续供奉祖先的礼乐，穿着祖先的服饰，以“宾客”之礼与夏朝的天子相处——这种安排，既体现了禹对前代圣王的尊重，也彰显了夏朝“天下一家”的胸怀。
大禹的一生，是“抗争”与“创造”的一生——他抗争洪水的肆虐，创造了疏导治水的方法；他抗争部落联盟的松散，创造了九州一统的行政体系；他抗争权力的滥用，创造了节俭爱民的圣王典范。从“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无私，到“涂山会盟”的谦逊，再到“铸鼎定九州”的远见，大禹的精神，早已融入华夏民族的血脉之中。
如今，当我们回望这段古老的历史，看到的不仅是一位治水英雄的伟业，更是一种“以人为本、顺应自然、自强不息”的文明基因。这种基因，支撑着华夏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次次战胜灾难，一次次走向统一，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而大禹，也因此成为万世景仰的圣王，他的故事，将永远流传在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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