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裹着冬日的寒意在巷子里沉下来，国营建筑公司家属院的灯一盏盏亮起来，昏黄的光透过糊着旧报纸的窗棂，勉强驱散些屋里的阴冷。

任世和踩着下班的点推门进屋，一股子热油香混着绿豆的清苦气扑面而来，呛得他忍不住咳了两声，心里却先松了半截——这烟火气，是眼下家里最踏实的指望。

厨房里，油锅滋滋响着，炸得金黄的绿豆丸子在竹筐里堆得小山似的，油星子溅在灶台上，凝着一层薄薄的油垢。

任世和撸起工装袖子，接过弟弟任世平手里的长筷子，熟稔地捞起刚炸好的丸子，动作麻利得不像个坐办公室的科员。

任世平擦了把额头的汗，黝黑的脸上带着几分疲惫，更多的是憋屈，往灶台边一靠，闷声开口：“哥，今儿工商所的人又来撵我了，说我摊子摆得占道，罚了五块钱。前儿说我卫生不合格，昨儿说我没证经营，明摆着就是看我是个拉板车的农民工，不想让咱挣这口饭。”

这话像块冰碴子，狠狠砸进任世和心里。

他捞丸子的手顿了顿，油星子溅在手上，烫得他指尖发麻，却浑然不觉。

任世平这些日子的难处，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白天拉预制板跑工地，肩膀被板车绳勒出一道道紫黑的印子，磨破了皮肉结了痂，又被磨破；傍晚揣着满身的累，拉着满满一车绿豆丸子往菜市场赶，风里来雨里去，挣的都是血汗钱。

可工商所的人三天两头找茬，不是罚钱就是撵人，那些城里摆摊的小贩，个个相安无事，偏偏盯着他这个乡下出来的农民工不放。

更让他堵心的，是厂里那些闲言碎语，还有厂长刘建国那副鄙夷的嘴脸。

前几天在厂区门口，他撞见刘建国跟几个科室主任闲聊，瞥见任世平拉着板车从门口过，刘建国嘴角撇着，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飘进他耳朵里：“任世和也是，在国营单位当个干部，好歹是吃公家饭的，弟弟却在街头摆摊叫卖，成何体统？一股子泥腿子味儿，丢咱们建筑公司的人。”

这话字字扎心。

任世和是部队转业的干部，在材料科当个科员，虽不算身居高位，却也是正经的国企编制，在旁人眼里，也算体面。

可他心里清楚，这份体面，撑不起一家人的生计。

妻子刘冰玉是农村户口，在预制场筛沙打零工，风吹日晒，十指磨得粗糙开裂，一天挣一块五毛钱，还要看工头的脸色；三个孩子张嘴要吃要穿，大女儿任浩怡念中学要学费，二儿子任浩楠上学要书本费，小儿子任浩檀年幼体弱，时不时要抓药。

他那点死工资，扣完房租水电，根本不够糊口，若不是任世平撑着这个绿豆丸子的小生意，家里早就揭不开锅了。

可刘建国的鄙夷，工商所的刁难，像两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

他知道，根子出在“没名分”上。

任世平摆摊是打游击，没证没照，工商所想拿捏就拿捏；再加上是农民工身份，在城里本就低人一等，旁人想欺负就欺负。

若是能把这绿豆丸子的生意，正儿八经地立起来，办个执照，有个门面，工商所便没了挑刺的理由，旁人也不敢再随意轻视。

这个念头在他心里盘桓了许久，越想越清晰。

注册个小吃店，把生意正规化，不仅能护住弟弟的生计，家里的日子也能再上一层楼。

可难就难在，他是国企干部，按规矩，公职人员不得经商办企业，若是他出面注册，一旦被厂里知道，轻则挨处分，重则丢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那家里的天，就塌了一半。

思来想去，唯一的法子，便是以妻子刘冰玉的名义注册。

她是农村户口，无业在家，刚好符合条件，也不会牵扯到他的公职身份。

可这个想法，他在心里掂量了无数遍，却迟迟不敢跟刘冰玉开口。

他太了解妻子了，心里那道坎，怕是比登天还难。

刘冰玉不是寻常的乡下妇人。

她在老家做过十几年的民办老师，识文断字，知书达理，骨子里带着读书人的清高和体面。

当年跟着他进城，本以为能跟着他过上安稳日子，却没想到，成了“半边户”，户口迁不进来，体面的工作找不着，只能放下教鞭，扛起筛子去预制场筛沙。

那是最苦最累的活，黄沙漫天，呛得人睁不开眼，一天下来，口鼻里全是沙，浑身酸痛得动弹不得。

她心里憋着一肚子的委屈和怨气，只是从不跟他抱怨，可任世和看得清清楚楚。

她曾偷偷跟他说过，夜里做梦，梦到自己还在乡下的教室里教书，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绕着耳畔，醒来却是预制场轰隆隆的机器声，心里空落落的。

她觉得筛沙丢人，觉得自己从一个受人尊敬的老师，变成了满身尘土的苦力，抬不起头。

平日里出门，总是把帽檐压得低低的，生怕被熟人撞见，怕人笑话她这个民办老师，如今竟落到这般境地。

若是跟她说，让她出面注册小吃店，摆摊做生意，抛头露面在人前叫卖，她能答应吗？

任世和心里没底。

他怕自己话说得太直接，戳中她心里的痛处，让她觉得自己被嫌弃，觉得自己连筛沙的苦都熬不住，还要被逼着去街头摆摊，那积攒许久的委屈，怕是会一下子爆发出来。

锅里的油还在滋滋响，绿豆丸子的香气弥漫了整个屋子。

任世平收拾着板车，嘴里还在念叨：“哥，要不咱就不做了吧，天天受气，挣点钱还不够被罚的。我还是专心拉板车，好歹安稳点。”

“不行。”任世和脱口而出，语气斩钉截铁，“拉板车挣的那点钱，够干啥？浩怡的学费，浩檀的药费，哪一样不要钱？这生意必须做下去，而且要做得堂堂正正。”

任世平愣了愣，看着哥哥紧绷的侧脸，没再说话。

他知道，哥哥心里比他更急，更难。

夜里，孩子们都睡熟了。

任浩怡趴在书桌前，手里还攥着笔，作业本上写满了工整的字迹，她成绩拔尖，却总带着一股子疏离的倔气，从不肯伸手帮家里做半点活；任浩楠蜷在小床上，怀里抱着那件崭新的蓝色羽绒服，那是家里日子稍好后，给他买的第一件新棉袄，他睡得香甜，小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任浩檀窝在刘冰玉身边，小小的身子缩成一团，呼吸均匀。

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窗外的寒风，刮得窗棂呜呜作响。

刘冰玉坐在灯下，缝补着任世平磨破的工装裤，银针在她手里穿梭，动作麻利。

她的手指粗糙，布满了裂口和厚茧，那是筛沙磨出来的，是操持家务磨出来的，再也没有了当年握粉笔的纤细白净。

任世和坐在她身边，看着她低垂的眉眼，心里五味杂陈。

灯光映着她的脸，眼角已经爬上了细纹，鬓角也添了几根白发，才三十几岁的人，却被生活磋磨得憔悴不堪。

他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喉咙却像是被堵住了，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

“有话想说？”刘冰玉头也没抬，手里的针线不停，声音平静，却带着几分洞悉。

她太了解他了，他心里藏着事，瞒不过她的眼睛。

任世和深吸一口气，指尖攥得发白，斟酌着字句，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温和些，放缓些：“冰玉，跟你商量个事。”

“你说。”刘冰玉停下针线，抬眼看他，眼里带着几分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