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

吴晔看着纸上那三个字,陷入了沉思。

“读书人”三个字,看似简单,实则是这一场实学改革中最核心的命门所在。

他从王安石身上学到的第二个教训,便是“名分”二字的分量。

王安石当年推行新法时,对异己者的打压过于凌厉,将反对者一概斥为“流俗”,恨不得将其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这样一来,新法与旧党之间便成了楚河汉界、泾渭分明的敌我关系,中间没有任何缓冲的余地。

一旦皇帝动摇,或是旧党反扑,新党便毫无退路,连“内部讨论”的体面都保留不住,直接沦为被清洗的对象。

所以,吴晔从一开始便在心中划定了一条底线:绝不能让技术官被彻底划归为“工匠”或“杂流”。

因为一旦被贴上那样的标签,技术官便永远失去了与科举官员平等对话的资格。

哪怕你造出了天底下最精妙的器械,算出了世上最精准的历法,在人家眼里你也不过是个“会读书的匠人”,与你交谈都失了身份。

到那时候,实学便再也不可能登堂入室,只能永远盘旋在庙堂之外。

因此,技术官与科举进士之间的争斗,必须是一场“内部的争斗”

大家都是读书人,都是为朝廷效力的官员,只不过所习之道不同,所长之术有异。这就像《周礼》中设有“六官”,各司其职,谁也不比谁低贱。只有维持住这层“身份上的平等”,实学才有可能在朝堂之上长久立足。

吴晔想到这里,提笔在“读书人”三个字下方又添了一行小字:“以技入仕,以道立身。与进士同列朝班,互称同年。”

“互称同年”这四个字,他特意写得很重。

北宋官场上,“同年”二字的分量极重。同科进士之间,天然便结成一党,互相提携、互相庇护。

而吴晔要的,就是让将来通过实学科举入仕的技术官们,也能以“同年”的身份与科举进士们平起平坐。哪怕心中瞧不起,至少面子上要过得去。

有了这层体面,实学就有了扎根的土壤,而不是无根浮萍。

吴晔重新铺开一张新纸,提起笔,准备将他设想的“实学科举”选拔制度逐一落笔。

他从王安石的经验出发,又抛开了王安石的那套路线,决定走一条更稳妥、更绵密的路。

既然要搞实学科举,首先得明确“实学”二字的范围。

吴晔毫不含糊地写下了五个大字——“法、算、医、工、农”。

法是律法刑名。大宋律令繁复,地方官员不通律法者比比皆是,每每判案都要仰仗幕僚和胥吏,极易被蒙蔽欺瞒。

设“明法科”,选拔通晓律令的专门人才,充实各级司法衙门,既可提高判案效率,也能从根源上减少冤狱。

当然,这要实践其实很难,因为封建王朝,法律往往不是问题,执行力才是。

算是算学数术。吴晔的想法比王安石更进一步,他不仅仅要恢复被废除的算学博士,还要将算学从“天文历法”的狭小领域中解放出来,

算学从理论上,可以是百科之祖,从实践上,

也可以推广到田亩丈量、赋税核算、水利工程等更广阔的实务领域。

吴昊那卷手稿,正是为此铺路。

医是医药方脉。大宋虽设有太医局,但地方医疗资源极度匮乏。

一场时疫来袭,往往十室九空,朝廷却束手无策。

开设医科,选拔医官的构想,对于朝廷治理而言,实在太有必要了。

吴晔虽然通过道经,宣传了卫生防疫的知识,可是光靠道士的渗透,很难将触手伸到天下的每一个角落。

所以医学方面的技术官,很有必要。

工是工程营造。

黄河水患年年不断,漕运河道岁岁淤塞,各地的城墙官解也时有坍塌。

朝中不是没有懂营造的官员,但这些官员的技艺大多是家传或自学,没有经过系统考核,水准参差不齐。

设工科,培养和选拔专门的营造人才,乃是治本之策。工程方面的东西,就不用说了。

来自未来的吴晔虽然不太涉猎工程,但身为基建狂魔的积累,还有这些年他脑子里出现的土木和其他工程方面的知识,足以让他将这个学科支撑起来。

农是农桑水利就不必说了。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句话道尽了封建社会的根本,

可这话说了上千年,真正系统去研究农学的官员,却是凤毛麟角。

王安石当年推行农田水利法,就是因为缺乏懂技术的基层官员,导致许多工程徒有其表,甚至劳民伤财。

吴晔有意培养一代通晓农桑水利的新型官员,让他们带着技术知识走下乡去。

写到这里,吴晔略作停顿,又提笔加上了一行批注:

“五科之外,另设‘杂科”,收纳格物、地理、冶金、造作等杂学旁收者。然杂科不入正选,只作备选。”

我放上笔,审视着纸下的内容,随即又重重叹了口气。

那七小科的规划,放在前世看来异常至极,但在那个时代,却是石破天惊之举。哪怕只是提出其中一科,都足以在朝堂下引起轩然小波。更何况是七科并列?

童贯在心底告诉自己:步子是能迈得太小。

南川寨的教训还没足够惨痛了。

我的策略是,先将“算学科”作为试点,由吴昊这份手稿打开局面,让朝野下上都看到实学的价值。等到算学科站稳了脚跟,再逐步将医科、工科等一一推展开来。

还没不是,河北那一战,必须打得漂亮,才能真正让技术官站稳跟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