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国忽然问：“阿豪跑路那天，是不是也去了东龙岛？”

老妇人一怔，随即点头：“对。他搭的是七点半的渡轮，买的是单程票。码头监控拍到他背着个黑背包，穿蓝工装裤，戴鸭舌帽。帽子压得很低。”

赵振国笑了：“所以林婉芝去东龙岛，不是散心，是找人。”

安德森皱眉：“可阿豪如果真投靠了贺英的对家，怎么会选东龙岛落脚？那里信号差，交通闭塞，连便利店都只有两家。”

“因为他知道没人会去那儿找他。”赵振国把空水杯放在窗台上，玻璃映出他半张脸，“东龙岛有座废弃灯塔，1949年建的。灯塔底下有个防空洞，二战时日军挖的。洞口被榕树根盖了三十年，去年台风掀翻一棵老榕，才露出铁门。”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安德森：“你查过阿豪老家吗？”

安德森一愣：“查过。新界锦田，三代务农。”

“错。”赵振国摇头，“他祖父是东龙岛海事哨所的老更夫，1945年死在灯塔里。阿豪七岁那年，他爸带他去过一次，偷偷打开过防空洞。他在里面刻过名字——用匕首，在水泥墙上，刻了‘阿豪到此’四个字。”

安德森喉结滚动了一下：“您怎么知道？”

赵振国没回答，只拉开抽屉，取出一张泛黄的照片。

照片上是个少年，赤着脚站在礁石上，背后是灰蒙蒙的海和一座斑驳灯塔。少年左手腕上戴着块旧上海牌手表，表带断了，用红绳系着。他正仰头往上看，笑容灿烂得刺眼。

照片背面，一行钢笔字：

“1975.7.12｜阿豪十二岁｜他说灯塔里的风，比别处咸三分。”

赵振国把照片翻过来，指着少年手腕：“看见红绳了吗？他后来当混混，混到贺英身边，第一件事就是把那截红绳编进自己皮带扣里。贺英夸他忠心，其实根本不知道——那红绳是他妈临终前扯断自己嫁衣袖口，连夜给他编的。”

屋内静得能听见墙角老式挂钟的秒针走动声。

咔。咔。咔。

像某种倒计时。

赵振国忽然抓起电话，拨了个号。

响了五声，对方接起。那边背景音嘈杂，有海浪声，还有隐约的粤语广播：“……下一班前往东龙岛渡轮，将于下午三点十五分开出，请各位乘客尽快登船……”

“是我。”赵振国说，“让船等五分钟。”

电话那头沉默两秒，答：“明白。”

赵振国挂断，对安德森道：“备车。去北角码头。”

“您要去见林婉芝？”安德森问。

赵振国已经走到门边，伸手推开木门。山风猛地灌进来，吹得他额前碎发乱舞。他侧过脸，日光勾勒出下颌线锋利的弧度。

“不。”他说，“我去接个人。”

“谁？”

赵振国没回头，只抬手朝身后虚虚一指——

指向那本墨绿色笔记本，指向那页“阿栋跳了”，指向那枚鲜红指印，指向东龙岛方向沉沉压下来的铅灰色云层。

“一个该回来的人。”

车开出村口时，天边滚过一道闷雷。风更急了，卷着枯叶扑向挡风玻璃，噼啪作响。

安德森握着方向盘，从后视镜里看了赵振国一眼。

赵振国闭着眼，手指无意识敲击膝盖，节奏竟和那通恐吓电话里“用笔敲桌子”的声音一模一样。

一下。

两下。

三下。

远处，海平线处，一艘白色渡轮正缓缓驶离码头。甲板上人影稀疏，唯有最前端，一个穿淡蓝色连衣裙的女人静静伫立，手里抱着一只铁皮饼干盒。

盒盖边缘，一抹暗红锈迹若隐若现。

赵振国忽然开口：“安德森。”

“在。”

“如果有一天，你也觉得全世界都在逼你低头……”他停顿良久，直到车驶过最后一道弯，视野豁然开朗，整片维多利亚港撞入眼帘，“记得看看自己鞋底。”

安德森一怔：“鞋底？”

赵振国终于睁开眼，目光投向远方海天相接处，那里乌云正裂开一道缝隙，漏下一束惨白的光，直直劈在渡轮烟囱上。

“那里有泥。”他说，“是你自己踩上去的，还是别人抹上去的——只有你自己知道。”

车速渐快，卷起一路尘土。

而在太古城那套被查封的公寓里，贺英留在沙发缝里的半包烟，正随着楼外骤起的风微微震颤。烟盒背面，用指甲划着几道歪斜的刻痕：

第一道：林国栋。

第二道：阿豪。

第三道：格雷。

第四道，最深最长，几乎划破纸板——

赵振国。

风掀开烟盒，那行字暴露在斜射进来的天光里，像一道新鲜的、正在渗血的伤口。

与此同时，东龙岛灯塔脚下，那扇被榕树根掩埋三十年的铁门，正发出细微的、金属摩擦的呻吟。

有人，从里面，轻轻推开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