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车上，宋卫东递来一杯热茶，杯壁烫手：“何大姐刚传消息，对面茶餐厅二楼的窗子，今晚上换了个人坐。不是她，是个戴金丝眼镜的年轻女人，翻《明报》，手指一直在报纸边缘捻来捻去。”

赵振国接过茶，没喝，只握着杯子取暖：“她捻的是哪一页？”

“财经版。第三版，讲红筹股行情的那篇。”

赵振国点点头，把杯子放在膝盖上：“让小周开车绕一圈，从德辅道西后巷进去。我要看看仓库后墙的监控盲区。”

车拐进窄巷时，路灯昏暗，两侧都是高耸的砖墙，墙皮斑驳脱落，露出底下暗红色的砖胎。德辅道西仓库后门是一扇厚重的铁门，锈迹爬满门缝，门楣上方悬着两个摄像头，镜头微微歪斜——赵振国记得上次来时它们是对准的，现在左边那个明显偏了十五度。

他下车走近，掏出打火机，火苗凑近镜头下方的接线盒。塑料外壳受热软化，他用镊子小心挑开盖板，里面电线缠得极乱，其中一根紫线被剪断，又用锡箔纸裹着铜芯重新接上，接口处还涂了层透明胶水，隔绝潮气，也隔绝电流检测。

“接线盒里动了手脚。”赵振国直起身，“不是干扰信号，是延迟传输。画面会滞后四十七秒。”

宋卫东皱眉：“为什么是四十七秒？”

“因为仓库后巷每天六点四十三分，会有辆环卫车经过，停留四十七秒倾倒垃圾。”赵振国看着远处巷口，“他们算好了时间，趁环卫车挡住镜头的瞬间，剪线、接线、补胶。四十七秒，足够一个人翻墙、开门、取走东西，再翻回去。”

宋卫东喉结动了动：“取走什么？”

赵振国没答，只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纸——是安德森早上刚发来的拆借利率走势图，红线从十月开始陡峭上扬，十二月十八日达到峰值，之后略有回落，但仍在警戒线上方。“利率一高，中小药企资金链就紧。有人撑不住，悄悄把库存低价甩给‘瑞丰精密’这类皮包公司，再由他们把药转手卖给黑市。”他把纸折好，“今晚起，仓库所有出入库记录，全部双人复核，进出人员指纹+虹膜双重认证。另外，通知黄罗拔，从明天开始，葵涌码头每批货物卸货前，必须做三分钟静置观察——看有没有异常结晶析出。”

车驶离小巷时，赵振国看见巷口梧桐树影里，那个戴金丝眼镜的女人正低头看表。她手腕上那块表，表盘边缘刻着极细的英文字母：SWISS MADE。

凌晨一点十七分，赵振国站在上环公寓顶楼水塔旁，手里捏着刚拍下的焊口照片。冷风吹得他额前碎发乱舞，远处中环的霓虹在雾中晕成一片模糊的光斑。他身后，黄罗拔正用激光测距仪校准两根不锈钢管的倾斜角度，数据屏上数字跳动：0.83度，0.85度，与原设计图纸误差小于零点一度。

赵振国把照片发给安德森，附言只有一句：“查这个焊口的氩弧焊机型号，生产厂商，以及近三个月该厂商在港岛的所有销售记录。”

手机震动，安德森回得很快：“已锁定——是日本‘东芝精机’产，型号TIG-3000。港岛仅售出两台，一台在元朗电子厂，一台……在港英政府工程署下属的‘城市设施维护中心’。”

赵振国收起手机，没说话。他抬头看向水塔顶部——那里有一处不起眼的检修口，盖板边缘的螺丝，新拧的，螺纹油光锃亮，与周围锈蚀的旧螺丝格格不入。

他慢慢弯腰，从脚边捡起一块碎石，掂了掂重量，然后用力朝检修口砸去。

“哐当”一声闷响，盖板震得跳了一下。

黄罗拔猛地抬头：“老赵？”

赵振国拍拍手上的灰：“听到了吗？”

“听到什么？”

“水声。”赵振国指向检修口，“刚才那一震，水塔里有回音。不是空的，是满的。但水位传感器显示，液位只有三分之二。”

黄罗拔脸色骤然一沉：“有人把水抽走了一部分，换成了别的液体。”

“对。”赵振国盯着那块盖板，声音轻得像耳语，“他们在等时机。等利率冲上天，股市崩盘，市民抢购药品的时候……往水里加点东西，让药失效，让人心更慌。”

风更大了，卷起他衣角猎猎作响。赵振国忽然想起十年前在东北林场时，老猎人教他辨狼群足迹——真狼走路无声，假狼蹄印太深，且爪尖总朝同一个方向歪斜。这港岛的暗流，也是这般，看似自然，实则处处透着刻意。

他掏出烟盒，最后一只烟。火柴划亮，橘红火苗映亮他半张脸。他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冷空气里散得极慢，像一条不肯断的线。

“老黄，”他吐出一口白气，“明早八点，龙行的人来开会。你带上葵涌、德辅道、上环三处的原始台账，还有水塔改造前后的全部施工图纸。一张都不能少。”

黄罗拔点头，转身欲走，又被赵振国叫住。

“还有件事。”赵振国从烟盒夹层里抽出一张泛黄的旧照片，递给黄罗拔，“认得吗？”

照片上是三个年轻人站在码头合影，背景是锈迹斑斑的龙门吊。中间那个穿蓝布衫的，眉眼间与赵振国有七分相似，只是更瘦，更黑，左手腕上戴着块旧上海牌手表。

黄罗拔只看了一眼，呼吸就滞住了：“这是……你大哥？”

“嗯。”赵振国把照片收回，“他九三年夏天，在葵涌码头值夜班，第二天早上，人没了。警方说是失足落水，没找到尸体。但我查过气象记录——那天夜里，葵涌海域风平浪静，浪高不足三十厘米。”

黄罗拔攥紧拳头，指节发白：“你是说……”

“我说，”赵振国望向维港方向，灯火在雾中明明灭灭，“有些账，不该等到回归后再算。”

他转身下楼，脚步声在水泥楼梯间回荡。黄罗拔站在原地，久久没动。风穿过水塔缝隙，发出呜咽般的低鸣，像一支未吹完的哨子。

凌晨两点零三分，赵振国回到公寓楼下。他没上楼，而是绕到后巷，在一辆废弃的绿色邮政车旁停下。车门虚掩着，他拉开，里面空无一物，只有副驾座上放着一本摊开的《香港法例汇编》，书页翻在第112章——关于“紧急状态下的物资征用权”。

他伸手翻开扉页，一行铅笔小字写着：“赵振国同志亲启。——周启明，十二月二十九日夜。”

字迹工整，力透纸背。赵振国用拇指摩挲了一下那行字，然后合上书，轻轻关上车门。

夜雾渐浓，把整条街都裹进灰白里。他抬头看了看上环公寓黑洞洞的窗户，忽然觉得，这七百万人的灯火，不是光，是无数支正在燃烧的蜡烛——有人想吹灭它们，而他要做的，是蹲下来，一盏一盏，护住那点摇曳的火苗。

不为别的，只为当年那个在码头失踪的年轻人，腕上那块上海牌手表，至今还在他抽屉最底层，表针永远停在三点十七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