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10日，05:30，长江口外海

天空还是墨蓝色的，东方海平线刚洇开一丝极淡的鱼肚白。

英国观察员约翰·戴森站在汇中饭店顶楼，风衣的领子被江风扯得噼啪响。二月的风像淬了冰的刀子，刮在脸上，疼得钻心。

他举起望远镜，镜片在晨雾里蒙了一层薄薄的水汽。

长江口外，日军舰队像一群蛰伏的黑色巨兽，静静趴在灰蓝色的海面上。

最扎眼的是两艘战列舰——“榛名”号和“雾岛”号。

三万两千吨的排水量，八门356毫米主炮，每发炮弹重达一吨。在戴森眼里，它们不是军舰，是两座移动的钢铁山脉。

“要开始了。”他低声说，手指有些发颤。

不是怕，是兴奋。作为退役军官，作为战争学者，他知道自己即将见证历史——或许是自1916年凡尔登战役后，远东最惨烈的攻防战。

怀表的秒针，一格一格，敲得人心慌。

05:29:50。

05:29:55。

05:30:00。

“轰——！”

第一声炮响，不是从耳朵里钻进来的，是从脚底震上来的。

戴森脚下的地板猛地一颤，窗户玻璃嗡嗡地尖叫。他看见“榛名”号的前甲板，骤然爆出四团橘红色的火球——那是A、B炮塔在齐射。

火球在黎明前的浓黑里炸开，亮得刺眼，瞬间把整片海域照得惨白。

然后才是声音。

迟了十几秒的轰鸣，像闷雷滚过东海深处。空气在剧烈震动，玻璃在持续尖叫，戴森的耳膜针扎似的疼。

四发一吨重的炮弹，以每秒八百米的速度，划破二十公里的天空，扑向长江南岸。

戴森猛地转动望远镜。

浏河口方向。

第一发炮弹落在一个小村庄的边缘。

没有火光——至少刚开始没有。

地面先是猛地一沉，像被一只无形的巨手狠狠按了下去。紧接着，泥土、茅草屋、老槐树，所有的一切，都裹挟着碎砾，轰然向上喷发。

一个直径三十米的火球腾空而起，紧跟着，蘑菇状的黑烟翻滚着冲上天空。冲击波以爆心为圆心，像水波纹一样扩散开来。

所过之处，房屋像纸糊的一样被撕碎，树木被连根拔起，来不及逃跑的人，直接被气浪掀上了天。

然后，沉闷的、大地开裂般的巨响，才姗姗来迟。

第二发、第三发、第四发……

“雾岛”号开火了。

接着是重巡洋舰“那智”“足柄”，轻巡洋舰“天龙”“龙田”，驱逐舰“夕立”“村雨”……

整个日军舰队，上百门火炮，在同一时间喷吐出火舌。

长江口，瞬间变成了一片火海。

不，是地狱。

炮弹像暴雨一样砸下来。每一发150毫米以上的炮弹，都能炸出一个直径十米的弹坑。356毫米炮弹的弹坑，能轻松装下一栋小瓦房。

戴森颤抖着手，在笔记本上记录。

“05:30，日军舰炮齐射开始。密度：每分钟每公里正面落弹超15发。强度：单发炮弹装药量200-300公斤TNT。目测浏河镇在第一轮炮击中，即被摧毁三分之二。”

他的手在抖，字迹歪歪扭扭。

“05:33，炮火延伸。目标转向二线阵地、交通枢纽、疑似炮兵阵地。”

“05:35，观测到宝山县城方向升起三处巨大烟柱——疑似弹药库或油料库被击中。”

这不是战争。

是屠杀。

是对一片土地，系统性的、彻底的毁灭。

“上帝啊……”戴森喃喃。

然后，他看见了更可怕的东西。

东方的天空，出现了一片密密麻麻的黑点。

先是几十个，再是上百个，越飞越近。

是日军舰载机。

从“赤城”号、“加贺”号起飞的轰炸机群，在战斗机的护航下，像遮天蔽日的蝗虫，扑向海岸。

“赤城”号，标准排水量26900吨，载机60架。一个月前的空袭让它受了伤，紧急维修后，仍能出动三十余架。

“加贺”号，标准排水量28000吨，载机90架。这是刚从佐世保赶来的增援，舰载机满编。

此刻，两艘航母倾巢而出。

八七式舰载攻击机、八九式舰载轰炸机、九〇式舰载战斗机……总数超过一百二十架。

它们分成三个波次。

第一波，四十架，目标是吴淞炮台——要拔掉这颗钉在长江口的钉子。

第二波，四十架，目标是粤军重炮阵地——要用燃烧弹、高爆弹，把那些德国造的大炮炸成废铁。

第三波，四十架，目标是交通枢纽、指挥所、兵营——要瘫痪粤军的神经中枢。

戴森举起望远镜，死死追着机群。

他看见第一波轰炸机开始俯冲。

像秃鹫，扑向垂死的猎物。

05:45，吴淞炮台，地下指挥所

震动。

持续不断的、剧烈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