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2月1日夜,23:00。
柏林,总统府办公室。
厚重的橡木门紧闭,天鹅绒窗帘将冬夜的寒风与街灯彻底隔绝。
房间里只开了一盏枝形水晶吊灯,冷白的光线透过无数切割面,在深红色波斯地毯上,投下细碎又晃眼的光斑。
壁炉里的木柴噼啪燃烧,暖橘色的火光在墙壁上跳跃,与水晶灯的冷光撞在一起,在房间里拉出明暗交错的阴影。
保罗·冯·兴登堡总统坐在巨大的桃花心木办公桌后。
八十五岁的陆军元帅、魏玛共和国总统,依旧穿着笔挺的旧式普鲁士军装,胸前挂满铁十字勋章与功勋勋章。
岁月在他脸上刻满沟壑,那双深陷的眼睛,在灯光下依旧锐利如鹰。
此刻,这双眼睛正死死盯着桌上的两份文件。
左边是《广州条约》的德文译本,右边是马六甲海战的详细战报——来自德国驻广州领事馆武官的密电,以及海军情报处从英国海军部拿到的战场复盘报告。
房间里除了兴登堡,只有四个人,构成了德意志共和国最高决策圈的核心:
国防部长库尔特·冯·施莱谢尔,精明强悍的陆军中将;
总参谋部作战处长路德维希·贝克上校,严谨保守的战术专家;
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牛赖特,老牌外交官,曾任驻英、驻意大使;
克虏伯军工集团董事会特别代表赫尔曼·布劳恩,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中年商人。
五个人,在深夜的总统府里,盯着来自东方的战报,呼吸都带着压抑的亢奋。
“先生们,”兴登堡的声音苍老,却每个字都像铁锤砸在钢板上,“这份条约,这份战报,你们都看过了。现在,告诉我你们的看法。”
外交部长牛赖特第一个站起身,声音因激动微微发颤。
他拿起战报,手指重重点在“五艘战列舰击沉十二艘”那一行字上:
“总统阁下,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胜利——这是一场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碾压式胜利!英国人最精锐的远东舰队主力,全沉在了马六甲海底!法国人两艘孤拔级战列舰,也被送进了海底!”
他大步走到墙上的巨幅世界地图前,指尖从伦敦划到新加坡,再划到印度: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英国维持了三百年的‘两强标准’海军战略,在远东彻底破产!他们的印度航线、澳大利亚航线、远东贸易生命线,现在全捏在这个中国人手里!英国在欧洲的威慑力,至少跌了三成!”
“更重要的是——”
牛赖特转过身,眼中闪烁着近乎狂热的光芒:
“凡尔赛条约对我们海军、陆军、军工生产的所有枷锁,现在都有了松动的可能!因为看管这些枷锁的狱卒,被人打断了腿!”
话音落下,房间里一片死寂。
只有壁炉里的木柴,还在噼啪作响。
国防部长施莱谢尔猛地站起身,这位以强硬著称的陆军中将,双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前倾,声音里压抑着兴奋:
“牛赖特部长说得对!这是天赐良机!英国人被拖在远东,法国人丢了印度支那,他们在欧洲的眼睛,至少有一半要盯着亚洲!这正是我们打破凡尔赛枷锁的最好机会!”
他拿起《广州条约》,手指狠狠点在“日本陆海军永久性裁减”那一条上:
“看看!日本人被阉割了!十万陆军,一千吨以下舰艇,75毫米以下火炮——这等于彻底废掉了日本的战争潜力!我们在亚洲少了一个潜在对手,多了一个和英法有血仇的天然盟友!”
“这个陈树坤,”施莱谢尔抬起头,眼中精光爆射,“我们需要他!德意志需要他!”
一直沉默的贝克上校推了推眼镜,声音冷静得像在分析一场演习:
“总统阁下,诸位,我仔细研究了马六甲海战的全部细节。这个陈树坤的战术思想,至少领先欧洲十年。”
他拿起一份标注得密密麻麻的作战图:
“他将航空兵作为决定性打击力量,而非辅助侦察;他将潜艇部署在关键水道,而非单纯破交;他把战列舰、巡洋舰、航母、潜艇、陆基航空兵,整合成了一套完整的作战体系——这种体系化作战的思路,我们只在总参谋部的推演里设想过,从未有人真正实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