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崇祯是有能力的，不算很差。

朕非亡国之君，这话不算全错。

可知道怎么做，跟能做到，是两码事。

崇祯在北京的失败，并非源于无知，而是源于无能与无力的恶性循环。

崇祯接手的不是朱元璋那个百废待兴的大明，而是一个运行了二百多年、官僚集团已形成庞大利益共同体的晚期腐朽帝国。

在北京，官员们是崇祯唯一的办事工具。

但当想清丈田亩、追缴欠税时，面对的是从内阁到地方县令、层层叠叠的师生、同乡、姻亲关系网。

官员们不用公开反对，只需消极怠工、阳奉阴违，就能让任何政令不出紫禁城。

崇祯可以杀人，但不能把几万官员全杀了。

朝廷没钱，就无法建立一支听命于皇帝的直属武装，比如像是朱慈烺的八万京营。

没有直属武装，就无法绕过文官集团去收税；收不到税，朝廷更没钱。

崇祯被困在这个循环里，靠加派三饷饮鸩止渴，结果越加派，农民起义越凶。

而在江南，朱慈烺手里有八万只听命于他的京营。

这不是数字的差别，这是枪杆子的本质差别。

再就是个人性格缺陷，刻薄寡恩，动辄诛戮。

历史上，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50个内阁大学士，可谓是明朝之最，杀了7个总督、11个巡抚。

且极度多疑，对任何大臣都缺乏信任。

一个动辄被砍头抄家的环境，只会迫使官员们多磕头，少说话，用消极不作为来保命，根本没人敢放手做事。

崇祯要求臣子立竿见影地解决问题。清丈田亩这种事，没个三五年见不到成效。

但崇祯往往几个月不见成绩就换人、治罪。

新来的官员为了自保，只能造假糊弄。

崇祯最怕失身背上骂名。

想议和，却不敢下旨，让陈新甲背锅。

想南迁，又怕被骂逃跑，最后等来城破。

崇祯的所有政策，都试图在维护皇权和不得罪官僚士绅之间走钢丝，结果两头不讨好。

崇祯不是没想过收商税、海税，但祖宗之法不征工商税，就不敢另立新税。

最主要的是，崇祯一辈子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嫡系班底。

靠扳倒魏忠贤上台，内心既不信文官，也不信用宦，始终是一个人在战斗。

当然，这跟时代背景也有关系，不全是崇祯的问题。

事实是北方已经烂透，崇祯在北京时，面对的是连年大旱、瘟疫横行、流寇遍地、满清叩边的绝境。

任何治理的前提都是生存。

想清丈，可北方很多地方连人都死绝了，田都荒了，清出来也没有意义。

江南就不同了，有完整的税基、成熟的手工业、巨大的海贸利润。

这是有油水可以榨的，崇祯在北京的时候，北方早已油尽灯枯。

这也是为什么，朱慈烺会毫不迟疑的，一定要南迁的缘故。

不仅是军事方面，还有经济秩序等各方面因素。

在明末这样的时代背影下，朱慈烺没有系统，没有可以从后世运来物资的仓库，没有每日可得的白粥跟咸菜。

更没有修仙的法术，一人无敌的战力。

他只是个觉醒了宿慧的‘普通人’。

这份宿慧带来的，只是后世对于历史大势的先知，甚至这份‘先知’都是模糊的，不是记忆模糊，而是正确的历史被满清早就修改得一塌糊涂。

古人跟后人在智力上是没区别的。

历史上能看到的问题，现在的官员也好，崇祯也罢，都能看到。

能不能做成，才是问题。

崇祯提供的这些建议，朱慈烺倒也不意外。

‘江南士绅不是铁板一块，有大地主有小地主，要分化拉拢，拉一批打一批。’

这话是对的，放之四海而皆准。

但具体怎么操作，哪些家族是可以拉的？哪些是必须打的？用什么条件去拉？打的时候用什么罪名？打完之后的权力真空谁来填补？崇祯一个字也说不上来。

因为这些问题，必须建立在对江南人事的深入了解之上。

崇祯是没有这个了解，在北京没有，对江南更没有。

‘清丈田亩，要用本地人，用那些跟地主不对付的人，佃户、小农、落魄秀才。’

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可实际上佃户敢站出来指认地主的隐田吗？

身家性命怎么办？

落魄秀才今天拿了太子的银子去清丈，明天会不会被地主的打手扔进河里？谁来保护他们？

崇祯在北京发号施令的时候，从来不担心执行者的安全问题。

是觉得这些法子好，那就用。

是以自古以来，从来不缺乏好的策略跟想法，缺的是如何落地。

不过话说回来，朱慈烺这次来，不是为了给崇祯难堪的，这些话题，自然就不会说了。

而是接着请教：“父皇，如今南迁百官与南京地方官员之事，儿臣感觉很是棘手，南北六部，官职的安排就令人头疼。”

“按祖制，当北京官员统领南京，可南京地方百官根基牢固，轻易处置，只会徒增麻烦。”

“还请父皇教我。”

崇祯微微颔首：“不管是北压南，还是南压北，都不可取，相互制衡才是王道。”

“朕在北平时，也曾想过裁撤冗官，可每次一动，就是满朝文武一起反对。”

“官位不仅仅是俸禄，是体面，是身份，是身家性命。”

“如今南北融合，真要细说起来，还是要以北为遵，毕竟我等亦是南迁而来，不可让南京地方压了。”

“本身来说，北京才是真正的朝廷中枢。”

“南京官位不可擅动，你可设双堂官，如六部，设左右尚书，大明以左为尊，则北方六部当为左尚书，南京则为右尚书。”

“其余衙门，皆同此法，其上调和，便交由内阁。”

“阁臣南北皆有，倒也不会出现压制不服之事。”

崇祯政治斗争的能力还是有的，但尽管说得条条是道，可始终没跳出思维局限。

崇祯的核心思路是制衡，让南北官员互相牵制，谁也别想一家独大。

这个思路没问题，但本质上是防守性的，是在现有格局下的被动应对。

这套制度看起来很美好，南北官员皆大欢喜，崇祯也觉得自己老谋深算。

但随着清丈、盐政、军饷等硬骨头任务下来，双堂官制的弊端，如先前那般相互推诿，就会暴露无遗。

这可不是朱慈烺想要的结果。

当然，这不妨碍朱慈烺的恭维：“父皇圣明，如此南北官员之事可解矣。”

崇祯心情美美哒，感觉自己又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帝。

“接着说吧，还有什么难以解决的，朕今日便为你解惑。”

朱慈烺道：“南京皇宫年久失修，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尽毁，地方宫廷也是需要大量修缮。”

“这些本该是紧急解决的事情，然如今国库艰难，倒是有几分棘手。”

听到这话，崇祯就有些不喜欢了。

因为搞钱这块，他不擅长，一时间竟不知道怎么回答。

朱慈烺当然不会指望崇祯给他想搞钱的办法，而是转而说道：“儿臣打算让郑芝龙牵头，他手下的海商最有钱，让他们认购国债，利息从海关关税里出。至于皇宫修缮，可以设一个‘护国功德录’，捐银者记名刻碑。”

崇祯略微皱眉，不是因为朱慈烺说的‘国债’二字。

国债是新词，但崇祯理解很轻松，大明本就有国债雏形，比如盐引制度。

朱元璋创立了开中法，朝廷需要军粮，就让商人运送粮食到边境仓库，政府用盐引作为支付凭证。

商人拿着盐引，可以到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指定地区销售获利。

这套制度在本质上就是国债，用盐课收入做抵押，发行盐引，获取商人手中的粮食。

崇祯不仅能听懂，而且会有很深的切身体会。

崇祯朝财政极度困难，曾推行助饷。

让官员、富人捐钱补充军费-9。这本质上就是强制性的国债，只是名称不同。

崇祯对朝廷缺钱、向民间筹借这套逻辑，一点都不陌生。

这里还有个误区，后世人觉得古人说话都是文言文，会有一种词汇很固定的错觉，实则不然。

古人不仅搞新词汇，搞出来的频率和数量，可不比后人少。

还是那句话，除了环境不同，古人后人是没区别的。

文人以炼字为荣，以出新为能事。

写诗、作文、写赋，都讲究不落窠臼，自铸伟词。

被苏轼评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创造了大量新词，如蝇营狗苟，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等……这些习以为常的成语，在韩愈那个时代都是他个人的原创。

胸有成竹，水落石出，出人头地这些都是苏轼造的。

画蛇添足，耳闻目睹是欧阳修造词。

秦汉唐宋元明，皆有新词，且数量极大。

尤其是大明，因白话小说普及，新词可谓海量。

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新词。

古代也有语言纯正派，跟后人吐槽‘YYDS’，‘绝绝子”差不多。

崇祯朝大臣刘宗周就曾经上书批评语怪，语新之风，说有些人说话非要标新立异、用些生僻古怪的词，显得自己高人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