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十,杜荷的第二封直报军书在李世民案头躺了三天。不是被压住了,是李世民看了三遍。每一遍都在上面用朱笔批了几个字。第一遍批的是“属实否”,第二遍批的是“查”,第三遍批的是“召”。
当天下午,一匹快马从太极宫跑出来,直奔公主府。传旨的还是那个姓王的宦官。他站在公主府正厅里,脸上的表情跟之前每一次都一模一样。但这次他多说了一句话。
“杜公子,陛下说让你带上你桌上那摞纸。”
杜荷把四门商税报告的第一版草稿和这几月攒下来的所有原始数据全部装进一个布袋里,跟着王宦官进了太极宫。
偏殿还是那间偏殿。舆图还在墙上。但这次舆图旁边多了一张桌子。桌子上什么都没有,是空的。李世民坐在桌子后面,面前的案上摊着杜荷那份军书。军书上被朱笔批得密密麻麻。
“坐。”
杜荷坐下来,把布袋放在脚边。
“你这封军书上说,长安城的商税每年有十五万贯不知去向。这个数字,你怎么算出来的?”
“臣没有算。臣只是把几个数放在一起,让它们自己说话。”
杜荷从布袋里把那一摞数据拿出来,一页一页地摊在桌上。第一页,郑仁泰给的度支司年终商税入账总数,每年约二十五万贯。第二页,王元轨给的右藏署入库清单,杜荷自己根据货物种类和数量反推出来的应税额,每年约四十万贯。第三页,陆元规在西市明算堂帮杜荷核算过的长安四门日均货物进出价值,乘以三百六十天得出的年度估算,四十二万贯。三组数字。来源不同,方法不同,经手的人也不同。但它们指向了同一个结论:长安城的真实商税规模在四十万贯以上,入国库的只有二十五万贯。
“应税额和入库额之间的差距是十五万贯。这十五万贯不是被人偷了,是被人在四门收税的时候截了。不是一个人截的,是一整套流程上的人各截一段。四门监截一成,太府寺核验截一成,度支司核算截半成,每一层截一点。截到最后,进国库的数字就是二十五万贯。”
李世民把三张纸排成一排,看了很长时间。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杜荷。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知道。臣在说长安城的商税系统里有一条看不见的渠。这条渠每年从国库里分走十五万贯。分了多久臣不知道。但如果从贞观初年算起,十七年,至少分走了两百五十万贯。”
“两百五十万贯够朝廷打三场辽东之战。”
“是。”
李世民把三张纸叠起来,放在一边。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不是生气,是在算。
“你说的这条渠,渠口在哪里?”
“四门监。商税的第一道闸门。每一批货物进门的时候,门监在册子上写的数字跟实际数字之间有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就是渠的源头。后面的太府寺和度支司在核算的时候只需要照着四门监报上来的数字往下走,就不会出错。因为错的不是他们,是最开始的那道闸。”
李世民沉默了。他站起来走到舆图前面,背对着杜荷。
“四门监归谁管?”
“门下省。”
门下省。那是魏征待了一辈子的地方。但现在魏征老了,躺在病榻上。门下省的实权在几个侍郎手里。而这些侍郎里面,有两个是长孙无忌举荐的。
“你这份报告如果交到户部,第一个跳出来拦它的不是赵国公,是门下省。门下省会说你越权。你一个没有官职的人,凭什么查四门监的账?”
“所以臣不交给户部。臣交给陛下。”
李世民转过身,看着杜荷。
“你这是把朕架在火上烤。”
“臣是在给陛下递一把刀。陛下什么时候用、用在哪里、怎么用,臣不敢多嘴。但臣能保证一件事,这把刀上的每一道刃都是真的。每一个数字都能找到原始数据。每一条原始数据都能查到经手的人。”
李世民走到桌前,拿起那三张纸又看了一遍。然后把纸放下来。
“你今天回去之后,把你的人收一收。”
杜荷心里一紧。
“不是不让你们做。是接下来几个月,有人会盯上他们。你收了,他们安全。你不收,朕不能用这把刀。因为一旦用了,所有帮你收集数据的人都会暴露。暴露之后,朕保不了每一个人。”
杜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臣回去就收。”
“但商税报告不要停。你继续做。只是数据不要把那么多人都牵扯进来。你自己做。你爹以前也是自己一个人做,做到最后才把成品交上来。”
李世民坐回椅子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他看着杜荷的眼神里有了一种杜荷之前没见过的光。不是欣赏,不是审视。是信任。一种很克制的、不多不少的信任。
“朕登基十七年,见过无数说国库空了的人。但没有一个人能像你这样拿出三组独立的数字告诉朕这道空是怎么来的。你不是在告状,是在给朕递镜子。朕从镜子里看到了一个朕每天都在经过但从来没有看清过的地方。”
杜荷没有说话。
“你还有什么没说的?”
杜荷想了想,从袖子里掏出了最后一张纸。不是数据。是分析。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自己在商学院学到的所有方法和杜如晦笔记里所有的经验糅在一起,写出了这份长安商税的三年趋势预测。纸上只有几行字:若四门商税制度不调,三年之内长安商税入库额将降至每年二十万贯以下。因为门阀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商路从四门转向私人码头和庄园内部的集市。这些交易不经过四门,不产生商税。但货物还在长安流通。
李世民看了这张纸看了很久。然后把它叠好,收进了那个木匣子里。跟李承乾的信和薛仁贵的立功名单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