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八年春天。你从辽东回来之前的那个春天。那年的槐花开得特别多。落了满院子。青萝扫了好几天才扫干净。”

杜荷把干槐花拈起来，对着窗外的光看了看。花瓣已经变成半透明的黄褐色，但上面的纹路还很清楚。

四月初五，杜荷去了一趟度支学堂。不是去上课，是去做最后一件事，把堂长的公章和教务档案全部移交给训导。训导是他能找到的最老最可靠的代管人。等到下一任堂长被国子监正式任命之后，训导会把公章移交给那个人。

训导接过公章的时候什么也没说。只是把公章放在讲台上，然后在讲台上放了一壶新泡的茶。茶壶嘴冒着白汽。跟武德五年杜如晦第一次来县学讲课那天训导给他泡的那壶茶一模一样。

“你爹当年走的时候也是把东西往讲台上一放就走了。没什么长篇大论。他说了一句：走了。然后转身出去了。走了两步回了一下头，说茶不错。”

“你也跟他说了同样的话？”

“说了。他就笑了。你爹笑起来的样子跟他写的隶书一样。方方正正的。”

杜荷端起那杯茶喝了一口。茶很烫，但他没皱眉。

“老先生，我也走了。”

“去吧。茶我替你留着。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喝。”

杜荷走出度支学堂的时候，院子里的槐树已经长满了新叶。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一格一格地照在青砖地面上。几个学生在廊下背书，声音嗡嗡的。他听了一下，背的是‘货殖列传’。就是他自己写的那版教材。

四月十二，杜荷去了一趟西市明算堂。陆元规正在给一个布商理账。算盘拨得飞快，珠子噼里啪啦地响了一刻钟。理完之后他把算盘一推，抬头看见杜荷站在门口。

“你来了。”

“来看看你。”

“有什么好看的。一个退了休的老头子。”陆元规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你家那个度支学堂办得怎么样了？”

“学生毕业了三十多个。都去了该去的地方。”

“那就对了。我二十年前跟你爹说过一句话：你将来教出来的人会比你更厉害。不是因为你教得不好，是因为你教的人站在你的肩膀上。现在你爹的肩膀上站着你，你的肩膀上站着狄仁杰。这就够了。”

杜荷在陆元规对面坐了一会儿。店里很静，窗棂上糊的纸被风吹得微微发鼓又微微发凹。账本上的墨味和算盘珠子的木香混在一起，闻起来很安心。

四月二十，程咬金请杜荷吃了一顿饭。不是在家里请的，是在左卫营的灶房里。程咬金自己下的厨，炖了一锅红烧肉。肉炖得很烂，筷子一夹就散了。杜荷坐在一条长板凳上端着碗吃，程咬金蹲在灶台旁边拿勺子舀汤喝。

“杜家小子，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没什么打算。把度支学堂带好。等下一任堂长来了，我就退下来。”

“你才多大就退？”

“不是退。是让。等有人能把书院带得比我更好的时候，我就去做别的事。”

“什么事？”

“还没想好。但总会有事的。”

程咬金把勺子往锅里一丢，站起来用围裙擦了擦手上的油。

“有你爹的影子。你爹当年也是这样的。什么事做完了就放在那里让别人接着做。自己又去做下一件。一辈子没歇过。你要是不想像他那么累，就记住一件事：打仗的时候站在山脊上最后一个走是对的，但过日子的时候不要最后一个走。走中间。中间最安全。”

五月初一，杜荷收到了一封从黔州寄来的信。信是李承乾写的。字迹比以前稳了很多，不再是歪歪扭扭的了。信上说他在黔州的县学已经教了两年的‘千字文’，现在开始教‘论语’了。学生不多，十几个，都是当地的孩子。有一个孩子特别用功，每天天不亮就来了。

“这个孩子让我想起了一个人。”李承乾在信的最后写了一句话，“臣在黔州一切都好。活着。勿念。”

杜荷把信折好放进檀木盒子。现在盒子里最上面的东西是李承乾在黔州晒得黝黑的手写给杜荷的一封信。下面是狄仁杰的第一份大理寺呈文。再下面是李治的太庙上香时间表。再下面是薛仁贵那张被弓磨得发亮的立功名单。最底下是杜如晦写给魏征的那封信。信封上两个字还在：待复。未寄。

他把盒子盖上。盖上的那一瞬间盒子发出一声很轻的闷响。像一本很厚的书被合上了。

五月初五，杜荷在公主府的院子里坐了一整个下午。槐花又开了，今年的花比去年更密，遮得半个天井都是浅黄白色的。薛仁贵又在劈柴，劈完了把柴码成整整齐齐的一堵墙。城阳在廊下缝一件小孩的衣服，不是他们的小孩，是右藏署王元轨家刚生的闺女。

杜荷坐在石凳上，手里捧着一杯凉了的茶。他从袖子里掏出那只小铜手炉。炉子比两年前刚拿到的时候旧了很多，铜面上全是细密的划痕。但炉身上那个“城”字被他的拇指磨得比以前更亮了。他把炉子放在石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