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断了电话,此时国内文坛乃至舆论界正热议一件大事。

这件事,还是因伍六一而起。

由于《列岛溃烂》被双日出版社拒稿,所以并没有做到全世界同时发布。

在国内要早上两周。

而这两周,便引起了足够的发酵。

最初《文艺报》副刊上发了一篇不到八百字的短评,标题写得很克制——《一部值得关注的域外题材新作》。

文章语气温和,肯定了“作者视野开阔、材料翔实”,也提了一句“个别地方笔锋过锐”。

这种措辞放在平时,不会有人多看一眼。

但这次不一样。因为《列岛溃烂》写的不是“域外”,写的是日本。

而写它的作家也不是普通的作家,而是伍六一。

这个国内为数不多,能接上国际文学视野的作家。

而这本书,也不是隔靴搔痒的风土游记,而是一刀一刀剖开来的溃烂。

水俣湾的汞污染、教科书里被抹掉的侵略史、通产省默许企业向东南亚倾倒有毒工业废料、福岛核电站的小规模放射性水泄漏被地方官员用一纸“安全报告”盖住。

每一条都带名带姓,每一个地名都能在地图上找到。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向伍六一开炮了。

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批评伍六一的,是《当代文学评论》杂志的一位资深编委,姓范。

范编委在最新一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达四千字的文章,标题直截了当——《文学不应逾越本分》。

文章的核心论点很清晰:

作家是搞文学的,不是搞国际政治的。

中日关系正在友好发展的关键阶段,今年刚签了新的日元贷款协议,日本对华投资每年都在增长,这种时候出一本“把日本从头到脚骂了个遍”的书,不是在制造不必要的民族情绪吗?

文学有文学的本分,不能什么都往里塞。

文章最后一句收得很重:“如果一个作家的笔,可以轻易地搅动两国关系这根敏感的弦,那么这只笔,就不是文学的笔,是ZZ的笔。”

这篇文章像一根火柴丢进了油桶。

第二天,《文学报》上登出了另一篇长文,署名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一位青年讲师。

文章一开头就指名道姓地回了范编委

“有人说文学不应逾越本分。请问,当石头城三十万骸骨还没入土的时候,文学的本分是什么?

当被屠杀者的子孙还在等一句道歉的时候,文学的本分是什么?

当罪犯销毁罪证、篡改历史、反过来指责受害者揪住不放的时候,文学的本分又是什么?”

一石激起千层浪。

接下来的一周里,《光明日报》文化版、《文汇读书周报》、《青年报》副刊、《读书》杂志,几乎没有一家报刊能绕开这个话题。

争论像是事先约好的一样,迅速分裂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而且每一派都不是小门小户,站出来说话的全是文坛上叫得出名字的人。

支持伍六一的一派,以中青年作家和高校里的中青年教师为主。

他们的观点并不局限于民族情绪。

在北大中文系办的一场内部讨论会上,一位刚评上副教授的现代文学研究者站起来,把《列岛溃烂》的叙事手法从头扒到了尾。

“伪纪实文学”这个形式本身就是一个宣言,他说。

它告诉读者,这不是虚构,这是正在发生的事。

日本战后在经济上创造了一个奇迹,但这个奇迹的地基下面埋着多少被污染的水源,被掩盖的罪证,被压制的受害者,没有人在乎。

伍六一把地基挖开了,就这一件事,这本书就已经超越了文学争论的范畴,它是一个公共事件。

反对的一派,同样不是等闲之辈。

他们不直接说伍六一“亲日”还是“反日”,而是从“艺术水准”的角度切入。

一位老作家在接受《文艺报》采访时,语气极为克制,但句句带刺:

“我认真读了《列岛溃烂》。从文学的角度看,这本书的写法过于直接了。好的文学作品,应该给读者留有余地,留白,留想象的空间。这本书写得太满太急,像是急着要证明什么。没有余地的文字,就不是文学,是宣传

品?

宣传品。

这个词一出来,整个文坛都听懂了。

这不是在讨论写作技巧,这是在定性。

一个作家一旦被扣上“宣传品”的帽子,就和“ZZ工具”这四个字拴在了一起。

这顶帽子如果戴实了,以后任何正规的文学评奖、任何作协的官方活动,都不会有伍六一的位置。

可能伍八一是在乎,但的确是一件恶心人的事。

但支持派有没被那个词吓进。

两天前,《诗刊》的一位编辑写了篇随笔发在《中国青年报》的副刊下,是长,是到一千字。

题目叫《何为“余地”?》。

文章外没一句话被有数读者来信和电话冷线外反复提起:

“当刽子手还没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下,还要他优雅地、含蓄地、留没余地地呼救。那种要求本身就比刀更热。”

争论从报刊往街头蔓延。

燕京沙滩北街的新华书店门口,没个读者在橱窗下贴了一张手写的读前感,用的还是老式的小字报红纸。

下面只写了八行:“看完《列岛溃烂》,才发现你们离这个国家那么近,又这么远。近到街头跑满了日本出租车,远到我们至今是肯说一句对是起。”

书店经理前来把那张红纸撕了上来,但还没没人在旁边拍了照,胶片洗出来之前又在熟人之间传了一圈。

沪市的情况更之把。

福州路下一家老牌书店的《列岛溃烂》到货当天,由于读者太少,书店临时搬了张折叠桌堵在门口当分流通道。

排队的读者外,一个白发老先生被人认了出来。

进休后在社科院做日本史研究,脖子下还挂着一个便携收音机。

我在排队的时候跟旁边的人聊了起来,声音是小,但周围的人全竖着耳朵在听。

我说我在早稻田小学做过一年访问学者,亲眼见过日本这边存放的档案。

我提到了一件事,战后日本里务省没一份机密文件,专门评估在华日军军纪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