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玩麻将，也无力让这些老友免于下岗，免于艰难生存中不无必要的自我麻醉。也许我的八景之行只不过是对某种空白的突围，去寻找某一只旧梦的残迹。就像我在一篇文章里说的，一场壮剧或悲剧已经散场，演员早已纷纷离去，而我只能去探访冰天雪地里一片空空荡荡的舞台和布景，弯腰拾一缕袅袅的余音。布景仍是大雪，仍是高山流水扑面而来。汽车呻吟着从一段深深的泥泞中挣扎出来之后，潜人了八景的谷地。路边仍有一间木屋，但那位女同学早已不再在这里喂猪。山那边仍有一列红泥土屋和一个球场，但那位男同学早巳不再在那里当夜校民师。他们不再会从窗子里突然探出一张绽笑的脸，让我看见他们破烂的棉袄，还有脸上的泥点或头上的柴灰。

他们的八景峒甚至面目有变：大坝拔地而起，高峡绽开平湖，一个水面浩阔如海的大水库淹没了往日的家园。当机动渡船在水上剪开碧波并且剪碎一匹匹雪山倒影，我知道当年的知青点和很多山民的旧居，就在这些哗哗倒影之下，在湖水黑暗的深处，由那些鱼龙寂寞地守候。

山里太静了，静得任何一丝足音或一声喘息都赫然膨胀了好多倍。不仅当年的知青们早已离开了这里，连山里的好些农民也正在迁出山外去闯荡世界，留下路边一栋栋或一间间的空房，留下了鸟啼的空空回声。老李告诉我，附近还有两个大水库，三湖相接，风景秀美，可惜没有人来这里开发旅游。他见到他的熟人们，都情不自禁地含糊其词，把我们这一家外来人描述成一个可能的投资者，夸张我们的身份和财富背景，似乎要强迫我们一家成为山民们眼里兴奋的闪光，在这多雪的年关，给乡亲们送一线致富的希望。

一群水鸟从岸边的丛林里惊飞而起，没人远处一片皑皑白雪之中。我不是投资者，但不想更正李的含糊和夸张。我能够理解八景的希望一如果不抓住旅游这条出路，如果不把这里的青山绿水变成商品，我不知道这些寂寞山民怎样才能与现代的资本洪流接轨。但我也知道旅游是怎么回事。我可以想像高速公路把购买力和各种垃圾同时源源不断地送来，可以想像不久之后在这里灯红酒绿的度假村、烧烤尝太阳散游艇以及日本的电声设备和美国的可口可乐。我可以想像山里的女儿们怎样浓妆艳抹地去表演一些夸张的所谓民俗，而山里的少年们怎样穿上呆板的保安制服并且过于谦恭地去接受小费。到那个时候，人们也许会实现温饱和富足，但是就我的记忆来说，八景这一剧不仅是演员们已分飞离散，连最后的舞台和背景也都会彻底更换，幻变成金光闪闪的香港或者曼谷一一那也许不错，但它还是八景么？还是我的梦乡么？那是不是记忆大幕最终落下来的时候？

一段岁月最终成为空白的时候，还会有大雪吗？还会有雪地里独行人留下的曲折足迹吗？而那些足迹又会通向什么人的不眠之夜？

我在问你。

你知道我在问你但并不期待回答。你知道很多事我不会说出来。你还知道汽车碾着残雪驶下大坝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不过像是从一张巨大的老照片中逃出，从依稀往日一头撞入了陌生而耀眼的现实，向公路尽头的地平线飞驰而去。

1998年月(最初发表于1998年《湖南日报》，后收入散文集《然后》。〕

一九九五年底，海南省作家协会的前主席早已退休，在整个机关经过将近一年的无政府状态之后，我终于接受领导部门的劝说，同意出来当主席候选人。

说心里话，我对作协这一类机构是抱有怀疑的。由于体制及其他方面的种种原因，这一类文学衙门在进人九十年代以后已经活力渐失，更有少数在市场化的无情进程中败相层出，苟延残喘。有些在这类机构里混食的人与文学并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是打着文学的旗号向政府和社会要点小钱然后把这点小钱不明不白地花掉。这类机构正当的前途，当然应该是业余化和民间化，但革命没法冒进，原因是现有人员得有个地方吃饭。这就是我也当不成改革英雄的处境。

我明白，我只能暂时接受这样一个体制，在这个体制下无法大破大立，充其量也只能上一点保守疗法，当一个还过得去的维持会长。“大局维持，小项得分”，这是我当时给自己暗暗设定的工作目标。而协会下属的《天涯》就是我决心投入精力的“小项”之一。在我看来，作协其实并没有太多正经事情可干’比如作家从来不是什么作协培养出来的，开餐馆、拍广告等“以副养文”又有不务正业和自我糟践之嫌，算来算去，别把杂志社的编制和经费浪费了，也算是件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