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交涉,苏联方面又改口说,可以到黑海舰队的塞瓦斯托波尔去看另一艘核潜艇。到了后,却又说：“黑海舰队没装备核潜艇。”

这件事深深刺激了彭德怀,也使他更坚定了发展我国核武器的信念。

最初,在中央上层,在军队上层,对研制原子弹一事,并不是一点反对意见没有,事实上,整个“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反对的声音都是有的,有时矛盾还相当尖锐。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费钱,国家拿不出这么多的钱；二是技术太复杂,很有可能花了大把的钱,什么事都没办成,竹篮打水一场空。

**亲切会见钱学森1956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为向军委扩大会议作战略方针的报告,彭德怀多次找聂荣臻等军委领导商谈,力主开展导弹和核武器研究。3月6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其中专题讲了“我们必须积极着手研究我国能不能生产新式武器(如核子武器、导弹和新式武器等)的设计制造问题”,建议在国务院或国防部直接领导下积极筹建航空和导弹的研究机构,并准备筹划核子武器研究机构。这个报告经过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同意,又得到**和党中央的批准。这是最早落实到文字上的关于在中国研制导弹和核武器的正式文件。

关键时刻,**又一次站了出来。4月2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将来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接着,他风趣地说：“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有了钱才能搞核武器；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在座的元帅将军们开会研究一下,希望军委开会讨论一下。”

还有一次,**在会议上说：“有人问我造飞机、造大炮、搞原子弹、搞导弹的钱从哪里来,我告诉他在这里……”

**出人意料地突然站起来,拍着腰际的口袋：“钱在这里,但不是口袋,是裤腰带！”他的意思是勒紧腰带过苦日子,省出钱来搞尖端武器。

1956年春天,在中央的部署下,周恩来、聂荣臻亲自领导制定了后来影响广泛的12年科学规划,全国各行业的六百多名顶尖科学家,集中3个月的时间,拿出了《1956——195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规划中列出了12个重点,包括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喷气技术。“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这一大项,其实主要就是原子弹的研制；“喷气技术”这一大项,主要包括飞机、导弹火箭的研制,只是出于保密的原因,没有直接开列出来。

有一个小插曲是,钱三强从苏联访问回来,看到《中国科学院落实12年规划四项紧急措施》中竟然没有原子能项目,十分不满,急忙来找副院长张劲夫,气乎乎地说：“张副院长,我对你意见！”

张劲夫问明情况后,小声对他说：“三强啊,你知道原子弹是**亲自决策亲自管的事,国家最大的事啊,怎么能随便拿出来让人知道？这个事要秘密地搞,我们列的这四项紧急措施都是为原子弹服务的,明白吧？”钱三强一听,笑了,说我明白了,明白了。说罢,高高兴兴走了。

至此,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

当时,中国的铀矿才刚刚勘探,世界上还没有洲际导弹,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不等条件完全具备就果断提出发展原子弹、导弹的战略决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梦想描绘了一张宏伟壮丽的蓝图。

9都有一颗中国心钱学森回国不久,在美国,又有三位杰出的科学家加入了回国的行列。他们的回国之路,也很不顺利。

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工业研究生院,一天,课余时间,教室外聚集了许多学生,一些路过此地的教授也加入到了围观的学生们中间。中间的空地上立着一个垃圾筒,一位瘦高的中国男人从地上的书堆里拿起一本,撕开后丢进垃圾箱内燃烧的火焰中。学生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

他叫郭永怀,是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康奈尔大学教授,他也曾是冯?卡门的学生,算是钱学森的师弟。他跟冯?卡门读博士的时候,自选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课题——“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作博士论文,冯?卡门都认为这是一个最难的课题,郭永怀居然顺利攻下来了,拿到博士学位后,他也成了美国有关部门跟踪的对象,就像钱学森一样,也被禁止离开美国,并长期受到监视。为了能顺利回国,他则采取了另一种抗争的方式。为了表明回国的决心,郭永怀公开烧掉了自己的几千册藏书,大量的研究笔记和授课讲义。

一本书烧完了,郭永怀又捡起一本,撕开,投入火堆。

上课铃响起,郭永怀准时踏入教室。拿起一支粉笔,只几笔便在黑板上画出一架漂亮的飞机,然后在黑板的另一侧写出一连串的公式。写完了,粉笔刚好也完了。郭永怀转过身的同时,也不看,手指轻轻一弹,粉笔头飞出去,准确地落入墙角的纸篓里。

郭永怀说：“现在开始讲课……”

一位女同学突然道：“郭教授,我能问个问题吗？”

郭永怀说：“请讲。”

女学生说：“你为什么要烧掉你的书？”

郭永怀说：“这不是课堂上该问的问题,不过我愿意回答你——为了回国。”

女学生说：“书可以带走,也可以送人,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烧呢？”

郭永怀说：“书里面也许有美国国家机密,带走、送人都是间谍行为。”

学生中有人笑了,郭永怀也轻轻笑了。

女学生又问：“你为什么去中国呢？通道美国不好吗？”

郭永怀纠正道：“不是去,是回。我回我的祖国,难道不好吗？”

教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学生们也许这才理解了他们的老师,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国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这期间,台湾方面派出的人几次“拜访”他,希望他能到台湾去,条件自然无比优厚。他坚决地回绝了。

1956年春天,郭永怀终于回到了祖国。

郭永怀酷爱音乐,喜欢集邮和摄影。回国时,他和妻子李佩除了随身的衣物之外,从美国带回来的全部家当都在三只木箱里,里面有一千多张唱片,三本集邮册和一架照相机。后来郭永怀投入原子弹研制,夜以继日,他的业余爱好全都放弃了,无奈之下,唱片送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三大本珍贵的集邮册送给了国家邮政部门,只留下了一架照相机作为纪念。

和郭永怀采取的办法不同,著名核物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