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泳翊连滚带爬地退出内厅，连夜召集心腹商量给袁世凯复信的事。闵泳翊是真怕李熙把自己交给袁世凯。

气恨惧怕交织在一起，闵泳翊此时真是痛苦极了。

朝鲜的复信在第一时间被送到袁世凯手上。一览之下，袁世凯几乎气炸了肺。你以为靠上了西欧列强，就可以挺直了腰杆和我说话吗？你休想！我是谁？我是天朝上国派在这里的全权代表，我既是袁世凯，也是李鸿章。有时候，甚至可以代表中国朝廷！

冷静下来之后，袁世凯又开始痛苦起来，甚至比闵泳翊还痛苦。

他可以代表李鸿章，还可以代表中国朝廷，但前提需要加上“有时”二字。但现在，他除了他自己，谁都代表不了。为什么？他给北洋发电至今，李鸿章竟然没有一字回复！下一步怎么走，就需要他自己斟酌而行了。这是最让他感到头痛的事。

袁世凯的脑海中，再次升起了为朝鲜另立新君、由大院君辅政的念头。袁世凯此时很是后悔。如果当时不向李鸿章请示，当机立断罢黜李熙，将闵氏集团的中坚分子闵泳翊等人逮回天津，现在的朝鲜该是什么局面？可惜自己手软了，犹豫了，于是才铸此大错！

从打接替陈树棠以来，袁世凯就一直没有放弃过废除李熙的想法。李熙这个人太懦弱了，又无主见，否则朝权不可能被闵氏集团所操控。可惜李鸿章不同意他的做法，认为风险太大，怕给多灾多难的中国引来麻烦。何况，大院君也不是十分听话的人。与其冒着风险把他推到前台，不如按部就班维持现状。

一想到这些，袁世凯的心中就充满怨气。对李鸿章，对朝廷，袁世凯都不是很满意。优柔寡断原本是一个人做事的大忌，在对待朝鲜问题上，不仅李鸿章优柔寡断，有时连朝廷也特别不利落。

现在已到光绪十三年的九月（1887年10月），朝鲜正是苦雨时节，太阳整日躲在云层里，任大雨瓢泼，狂风肆虐，渔民不敢出海，稻农唉声叹气。朝鲜地处半岛，一到这个时候，台风总要光顾这里几次。官府不思进取，眼看着台风登陆，百姓房倒屋塌，流离失所，照样作威作福。袁世凯有时就想，如果削去李熙王爵，把朝鲜变成中国的一个省，情形或许能当真有所改观。当然，这里也不排除外国势力干预的可能。可朝鲜毕竟是中国的属国啊，对属国怎么样，毕竟是中国内部的事情。

如今，朝鲜公然向西欧列强派出了自己的使者，作为上国的中国，颜面何在？袁世凯在自己的办事房里一遍遍地走动，开动脑筋，苦苦思考着应对措施。他一定要挽危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门房走了进来，施礼禀称：“大院君打发人来见大人，说有要事相告。”

袁世凯一愣，想了想说：“你把他领到官厅，我换件衣服就过去。他说没说什么事？”

门房摇了摇头。

袁世凯挥挥手。

袁世凯顶戴官服走进官厅，见来人是大院君最信任的一名李姓管家，袁世凯恍惚记得好像叫李高九。

一见袁世凯带着翻译走进来，李高九慌忙起身见礼，口称：“奉家主命，特来给袁大将军请安。”

听了翻译的话，袁世凯把李高九扶起来，问：“太上皇最近还好吧？”

李高九答：“家主最近非常不好。皇妃娘娘给家主设了三层岗哨，定了五个规矩。家主一举一动，都要奏明皇上。”

袁世凯心头一凛：“如此防范，你又是怎么出来的？”

李高九答：“家主老友来访，奴才是藏在他的车里才出来的。家主请大将军寻机和皇上言语一声，骨肉相残，国之不幸也。”

袁世凯略一沉吟，马上传话外面备车，决定亲自到大院君的府邸走上一趟。

一刻钟后，在吴凤岭带着十几名亲兵前呼后拥下，袁世凯的车驾驶出商务公署大院，直奔大院君府邸而去。车里坐着袁世凯，座椅下藏着李高九。车顶插着龙旗，吴凤岭全副武装骑马走在前面。马车走得很慢，好像在察看汉城的市容市貌，又仿佛在观看汉城街景。这是袁世凯与陈树棠所不同的地方。陈树棠行商日久，说话、做事一贯谨小慎微，不事张扬，袁世凯对他早就有些看不惯，人前人后没少指责。接替陈树棠后，袁世凯一改陈的柔弱老调，开始处处张扬身为上国使者的优势。他上任伊始向朝鲜朝廷提的第一个条件便是：拒绝与各国公使同席会议。不久，他又向李熙提出了第二个条件：遇事可直入王宫。不用通报，不用等待。他这么做的理由是：能在第一时间帮助朝鲜朝廷处理突发事件，化解危机。

李熙把袁世凯看成了李鸿章和中国朝廷的化身，对他提的所有条件，不敢有丝毫忤逆，都一一答应。袁世凯就是这样，一步步把自己推到了监国大臣的高位。李鸿章对袁世凯的所作所为既欣赏又担心，却又找不出阻止的理由。不管怎么说，袁世凯都是在替他李鸿章树立中国在朝鲜的宗主地位，仅凭这一点，无论袁世凯做得多么过分，都应该受到奖掖。

公署附近的朝鲜百姓对中国袁大将军的车驾并不陌生。车驾行走一段，总有人驻足挥手，以示友好和敬仰。车驾行抵大院君府，袁世凯的心中已经充满了不尽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