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许婵再次与蒋云书碰头时，将一个用手帕仔细包着的小布包推到他面前。布包沉甸甸的，透着金属的凉意。
蒋云书疑惑地打开，手帕里赫然是两根黄澄澄的“小黄鱼”，每根约莫一两重，在昏暗的光线下流转着沉郁温润的光泽。
旁边还有一小叠零散的钱票。
“这……”蒋云书吃了一惊，抬头看向许婵。
许婵的脸色比平日更白几分，眼底下有淡淡的青黑，但神情却异常平静，甚至带着点破釜沉舟后的释然。“这是我父亲留下的。我去赎出来了。加上我手头所有的现金，大概能值八百块左右。应该……够第一趟的用度了。”她的声音很稳，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件与己无关的事，只有微微颤抖的指尖泄露了内心的波澜。
那家“永通典当行”门脸窄小破旧，藏在城东一条逼仄的巷子深处。
高高的柜台后面，掌柜的戴着老花镜，核对当票、验看成色、拨弄算盘的样子，慢条斯理得让人心焦。
当那两根金条被推出来，掌柜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精明，给出的价钱比许婵预想的要低。
她没有争辩，也没有力气争辩，默默接过钱，将金条和剩余的现金仔细包好，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那间充斥着陈旧木头和淡淡霉味的屋子。那是父亲留下的最后一点念想，如今也断了。
蒋云书看着那两根金条，心里五味杂陈。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不仅是许婵的应急钱，更是她与过去、与家族某种隐秘联系的终结。“许婵同志，这……”
“别说了，蒋副科长。”许婵打断他，目光落在金条上，又迅速移开，“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它能换一个机会，值得。”她顿了顿，补充道，“这件事，我不希望有第三个人知道，包括……温清雅。”
“我明白。”蒋云书郑重地点点头，将手帕重新包好，小心地放进内袋，“我会妥善处理。换成方便携带和使用的现金。车票我已经托人买了，后天下午的硬座，路上要走两天一夜。假请好了吗？”
“请好了。一周的事假。”许婵低声说。档案室王主任没多问，只是叮嘱她路上小心，早点回来。
“时间很紧。我们得做好一切准备。”蒋云书拿出一张简陋的手绘地图和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这是我同学帮忙打听的，秦先生家大概的位置，在徐汇区一条叫‘安宁里’的弄堂里。他平时深居简出，每周只有周三和周五下午，会去附近的公园散步，那是唯一可能‘偶遇’他的机会。我们到上海是周二傍晚，先安顿下来，周三下午去碰碰运气。住处我同学也帮忙问了，离安宁里不远，有个里弄招待所，条件很一般，但胜在便宜隐蔽，按床位算钱。”
他事无巨细地交代着，从路上带的干粮、水壶，到上海可能的天气、要穿的衣服，甚至叮嘱许婵准备一个口罩，“不是为别的，上海人多眼杂，你的情况……低调些好。”
许婵一一记下。此刻的蒋云书，不像个宣传科的副科长，倒像个细致周密的行动指挥官。这让她惶惑不安的心，多少找到了一点依托。
出发前一晚，许婵几乎彻夜未眠。她将几件换洗衣服、洗漱用品、那些重要的病历资料复印件和照片，仔细地收拾进一个半旧的帆布旅行袋。又把剩下的钱分成几份，分别藏在身上不同的地方。最后，她站在那面镜子前，久久凝视着那道疤痕。恐惧和期待像两股麻绳，绞着她的心。
此行前途未卜，可能满怀希望而去，失望而归，甚至可能遇到别的麻烦。但窝在这里，就只有腐烂这一种结局。
第二天下午，天色阴沉。许婵和蒋云书在约定好的长途汽车站附近碰头。两人都穿着最不起眼的深色衣服，提着简单的行李，混在嘈杂拥挤的旅客中，毫不起眼。蒋云书先去窗口换了车票，是两张皱巴巴的硬纸板票。
“跟着我，别走散了。”蒋云书低声说，领着许婵穿过乱哄哄的人群，走向那辆灰扑扑、喷着黑烟的长途客车。车厢里弥漫着混合了汗味、烟草味和某种难以言喻的气味。座位狭小，蒋云书让许婵坐在靠窗的位置，自己坐在外面。
引擎轰鸣，车身剧烈颠簸着驶出车站，将熟悉的城市景象抛在后面。
许婵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枯树和田地，紧紧抱着怀里的旅行袋，指甲掐进了掌心。
离开了这个承载她所有荣耀和耻辱的地方，前面是陌生而庞大的上海，和一个完全未知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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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一夜的硬座旅程，是对身体和意志的双重考验。车厢拥挤不堪，过道里都塞满了人和行李。夜晚，各种鼾声、孩子的哭闹声、乘客的交谈声不绝于耳。座位上根本睡不踏实，只能歪着脖子勉强合眼。蒋云书尽量让许婵靠得舒服些，自己则几乎没怎么睡，时刻注意着行李和周围的情况。他带了干粮和水，分给许婵，两人就着冷水啃着冷硬的馒头和咸菜。
许婵第一次经历这样的长途跋涉，身体极其疲惫，但精神却因紧张和期盼而异常清醒。她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都看着窗外不断变化的景色，从北方的萧瑟苍黄，渐渐看到南方冬日依然保持的些许绿意，田地变得规整，河流多了起来。
当列车广播里终于传来“上海站快要到了”的通知时，车厢里一阵骚动。许婵的心猛地提了起来。她看向蒋云书，蒋云书也正看着她，对她点了点头，眼神里带着鼓励。
走出上海火车站的那一刻，许婵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高大洋气的楼房，宽阔的马路，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自行车，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还有空气中弥漫着的、不同于北方的潮湿而复杂的城市气息。喧嚣、繁忙、拥挤，带着一种迫人的活力。她像个误入巨人国的小孩子，感到一阵眩晕和无所适从。
蒋云书显然也是第一次来上海，但他努力镇定着，拉着许婵避开汹涌的人流，对照着手里纸条上的地址，一路打听，辗转坐了几趟公交车，又走了很长一段路，才终于找到了那个藏在纵横交错弄堂深处的“和平里弄招待所”。
招待所是一栋旧式石库门房子改建的，门脸狭小，走进去是个小天井，晾满了各式衣物。前台是个打着哈欠的中年妇女，用带着浓重上海口音的普通话登记了他们的介绍信（蒋云书事先准备好的，用了别的名义），收了钱，递给他们一把拴着木牌的钥匙。
“三楼，亭子间，最里头一间。热水自己到楼下灶披间打，厕所在外面弄堂口，公用。”女人语速极快地交代完，就不再理会他们。
所谓的“亭子间”，是在楼梯拐角处隔出来的一个小房间，低矮、狭小，只放得下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子和一把椅子。窗户对着隔壁房子的墙壁，光线昏暗。但还算干净。
“条件差了点，将就一下。”蒋云书放下行李，擦了把汗，“你先休息。我去打点热水，再看看附近有什么吃的。”
许婵坐在硬板床上，环顾这间斗室。这里，就是他们在上海暂时的“家”了。疲惫如潮水般涌来，但她不敢放松。明天，就要去“偶遇”秦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