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依旧不爱说话，却常常在夜里独自坐在门槛上，望着漆黑的夜空发呆，烟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头在黑暗中明明灭灭。

贫困像一只无形的手，推着他往黑暗里走。他开始小偷小摸，趁工友不注意偷一把粮食，在木材厂门口顺走几根木头，把别人晾晒的衣物揣进怀里。

起初他还会心慌，后来渐渐变得麻木，甚至勾结邻居家的几个“坏孩子”结伙作案。他们趁着夜色潜入农户家里，撬开门锁偷自行车、收音机；

钻进工厂的仓库，把生产原料和成品搬出来低价变卖。每次销赃后，他都会把大部分钱分给母亲和弟弟，自己只留一点点糊口。“我只是想让家里人过得好点。”

他后来这样为自己辩解，却忘了偷窃本身就是一条不归路。

1983年，王峰的盗窃行为终于东窗事发。卧牛县法院的判决书下来时，他看着“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的字样，脑子里一片空白。

在天南市监狱服刑的日子里，他依旧沉默，只是偶尔会望着铁窗外的天空，想起树林里射击的自由。

可命运没有给他回头的机会，1985年，警方查出他还犯有抢劫前科，宣武区人民法院加判有期徒刑11年，两罪合并执行14年。

当押解人员告诉他要被遣送到大西北石河子新安监狱时，他没哭没闹，只是紧紧攥着拳头，指甲嵌进掌心。

大西北的风沙比天南更烈，监狱的高墙困住了他的人，却没磨平他骨子里的执拗。

1991年刑满释放那天，他走出监狱大门，望着陌生的天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回家。

回到天南时，这座城市已经变了模样。高楼多了，马路宽了，曾经熟悉的街道变得有些陌生。王峰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背着一个破旧的包袱，站在人流里，像个异类。

他暗暗发誓，再也不做小偷小摸的事了，他想好好过日子，先把户口落下，办张身份证，找份正经工作，弥补对妻儿的亏欠。

大弟王强陪着他去了太平乡派出所。派出所的院子里积着一层灰尘，办公桌上堆着厚厚的文件，负责户籍的片警正翘着二郎腿打电话，声音洪亮地聊着家常。

王峰捏着释放证，手心沁出了汗，站在一旁不敢说话，直到片警挂了电话，才小心翼翼地递上材料。

释放证上“本人必须在3月24日前将本证明书送达天南市卧牛县太平乡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手续”的字迹格外醒目。

片警扫了一眼释放证，又上下打量了王峰一番，眼神里带着不加掩饰的轻蔑。他把证件扔回桌上，口气冰冷：“户口马上办办不了，起码要等半年。”

“我……我有释放证，为……为什么还要再等半年？”王峰急了，口吃的毛病越发严重，说话结结巴巴。

片警皱了皱眉，显然不耐烦了，他撩了王峰一眼，慢悠悠地说：“你要是这样讲话，那就再等两年。”在他看来，这些从大西北回来的劳改犯，就该低声下气，哪有资格跟他顶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