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他才发现，自己闯了祸。

刚才那一击太过用力，鲜血溅得墙壁上、顶棚上到处都是，被褥和枕头上更是沾满了血，根本无法清理干净。

他坐在黑暗中，沉默了很久，大脑飞速运转，思考着补救的办法。

他起身，抱起染血的铺盖，走出牛房，在院里找了个偏僻的角落，点燃了火柴。

火焰“腾”地一下窜起，照亮了他冷漠的脸。

被褥在火中燃烧，发出“噼啪”的声响，冒出滚滚黑烟，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布料味和淡淡的血腥味。

他一直等到被褥烧成灰烬，才用沙土把灰烬埋得严严实实。

做完这一切，天已经快亮了。

他又拿起扫帚，把牛棚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从屋里拎来水桶，洒上清水——这就是后来田守水看到的，被收拾得异常干净的牛棚。

王峰的疑点越来越多，可他的抵赖方式只有一种：死不认账。

为了让他开口，狱方把他关进了小号，单独羁押。

小号里阴暗潮湿，空间狭小得只能容下一个人蜷缩着，日夜不见天日，只有送饭时才会有一丝光亮。

三个月里，他被提审了无数次，吃了不少苦头，可他依旧一口咬定，傅克军是3月21日凌晨5点带着行李骑马离开的。

“我亲眼看着他走的，骑着马，背着行李，说去团场送牛奶，之后就没回来。”

他的语气平静得像在叙述别人的事情，眼神里没有丝毫破绽。

面对墙上的血迹，他始终坚持那是傅克军和李宝玉以前打架时溅上的。

“他们俩以前总打架，打得头破血流，那些血点子，就是那时候弄上的，我没在意，也没清理。”

审讯室的灯光依旧惨白，王峰坐在铁椅上，腰背挺得笔直，脸上没有丝毫慌乱。

面对王永康副科长的反复盘问，他不仅死不认账，反倒主动开口，抛出了一整套精心编织的谎言。

“傅克军那人心思根本不在监狱里，”王峰的声音沙哑却条理清晰，眼神平静得像在陈述别人的故事，“他在外边勾搭上了一个女人，是团场附近的，经常偷偷给人家送牛奶，去年过年还托人带了本挂历过去，为了那女人，他好几次夜不归宿，我们都见怪不怪了。”

他顿了顿，像是在回忆细节，又补充道：“他还总去另一个女人家赌博，那女人来过牛房找过他两回，两人关着门嘀咕，说要一起出去做生意，赚大钱。

傅克军在赌桌上欠了不少债，外面有人追着要，他自己跟我说过，早晚要跑出去躲债。”

王峰甚至编出了更具体的情节：“他还总跟一些地方上的陌生人来往，神神秘秘的，说伊犁口岸有门路，能倒腾东西赚大钱，念叨了好多次，说等凑够了本钱就走。”

他罗列的“线索”越来越多，条理清晰，细节详实，仿佛傅克军的逃跑早已是意料之中的事——为了女人可以跑，为了躲债可以跑，为了做生意更可以跑。

王永康盯着他的眼睛，试图从那片麻木的深潭里找到一丝破绽，可王峰的眼神始终平静，没有丝毫闪烁。

这些辩解漏洞百出，狱方自然不会轻易相信。

可关键问题在于，他们搜遍了监狱周边的戈壁、荒滩，动用了警犬，甚至扩大范围到几十公里外的农垦团场，始终没能找到傅克军的尸体。

没有尸体，就无法确认傅克军已经死亡，更无法给王峰定罪。

王峰的抵赖简单而顽固：要么装傻充愣，无论问什么都摇头说“不知道”；要么干脆一言不发，任凭审讯人员磨破嘴皮，他就是拒不认账。

小号的阴暗潮湿没能打垮他，一次次的提审没能让他松口，三个月的单独羁押，他硬生生“硬挺”了过来。

1994年7月，距离傅克军失踪已经四个月，案件依旧没有任何突破。

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狱方只能暂时搁置此事，王峰被要求写下保证书后，重新回到了牛房，继续放牛。

没人知道，这个沉默的男人心里在想什么。

他依旧每天沉默地放牧、挤奶、清理牛棚，仿佛半年前李宝玉的失踪、四个月前傅克军的消失，都与他毫无关系。

只有在没人注意的时候，他看向远方戈壁的眼神，才会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狠厉。

时间过得飞快，两年转瞬即逝。

1996年3月7日，因改造表现“良好”，王峰如期提前一年获得释放。

走出新安监狱的那一刻，他抬头看了看新疆的天空，没有喜悦，没有激动，只有一片死水般的平静。

3月12日，他登上了返回天南的火车，身上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衣服，仿佛只是完成了一次普通的远行。

很少有人知道，王峰的身上藏着一个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