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编制。

南京有十七亲军卫，金吾前卫、金吾后卫、羽林左卫、羽林右卫、锦衣卫等。

在京属府卫三十二，分隶五府，留守左卫、镇南卫、水军左卫、龙虎卫等。

各卫下属千户所一百一十八所。

在京亲军卫及属府卫，马步官军、舍余等共二万八千九百余员名。

在外直隶卫所：马步官军、舍余共四万四千八百余员名。

单是南直隶一地，卫所兵额就超过七万人。

操江是南京最精锐的水上力量，承担长江防务按编六千余人，还可调遣各府州县民壮二千余名。

当然，这些只是账面数字，跟北京城的情况大同小异，严格来说，还要糜烂一些。

江南有钱，但朝廷没钱，军队欠饷照样严重。

卫所军户逃亡严重，已是名存实废。

操江衙门在春防时还要从各府州县调集民壮充数，大约每县不过三十名，约四个月撤放，这些人卒合之众，不教之民，糜费徒多，缓急无济。

连操江水师都要靠临时征调的民壮来凑数，可想其他卫所的状况。

南京京营营帅贪残无能，京营战斗力每况愈下。

池河营、振武营虽有编制，但实际在营人数远不足额。军队的衰败不仅是人数问题，更是组织和训练的问题。

北方战事吃紧，江南各地的精锐部队不断被北调勤王。留在原地的多是老弱残兵和空额。

官军舍余的统计口径中包含了大量非战斗人员。

军官、幕僚、匠役、军余等。

实际能披甲上阵的战兵，往往不到账面数字的三分之一。

七万账面兵力中，能战者不足两万，实际情况只会更差。

且分散各处、互不统属、缺乏统一指挥。

更关键的是，这些军队的控制权不在朝廷手中，而在以魏国公徐弘基为代表的南京勋贵集团手中。

而在这个时候，太子船队尚在江心缓行，南京百官全部集中在龙江关迎驾。

正是南京城防最为空虚、指挥官员最为集中的时刻。

黄得功控制码头，南京百官便被隔离。

朱慈烺是按照最坏的情况进行预算。

南京军事指挥体系的特点是三巨头会商，守备勋臣、参赞机务、守备太监三人共同决策。

这个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互相制衡、防止一方专权，但在紧急情况下，它后果就是决策迟缓、行动分裂。

当黄得功的士兵出现在龙江关码头时，魏国公徐弘基站在迎驾队列中，身边没有一兵一卒，被京营士兵挡在警戒外。

即便想组织抵抗，手里也没有可调之兵。

兵部尚书史可法，三千迎驾班军已经被京营请出了警戒位置。

本人同样被困在码头上，无法返回兵部衙门调兵。

守备太监韩赞周，被堵在码头上，眼睁睁看着第十一营、第十二营直奔皇城，却毫无办法。

三位最高军事长官，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被同时困住。

南京守军群龙无首，各卫所将领没有得到任何指令，不敢轻举妄动。

不是用三万六千人去打三万守军，而是用三万六千人去瘫痪三万守军的指挥体系。

打蛇打七寸，南京守军的七寸就在龙江关码头上。

当然，勇卫营的行动，是‘奉行太子令旨’。

这不是叛乱，不是兵变，而是朝廷正规军执行太子殿下的命令。南京守军敢反抗，就是抗旨，造反。

这个罪名，谁也担不起。

对于普通卫所兵丁来说，他们的选择很简单。

要么放下武器，听候整编，什么事都没有。

要么拿起武器，对抗太子，全家问罪。

傻子都不会选择前者。

更何况这些兵丁已经三个月没发饷了，朝廷来还是魏国公来，对他们来说区别不大。谁发饷就跟谁，这是兵卒最朴素的逻辑。

话说回来，从一开始，朱慈烺就很清楚，南京地方不存在造反的可能。

但这么做，不是为了防止造反，而是防止失控。

八万京营精锐在手，监国太子的正统名分在身，南京上下没有任何人有动机、有能力、有胆量对他举兵相向。

魏国公徐弘基是未来的国丈，史可法是忠臣良将，韩赞周是守规矩的太监。

这些人不是傻子，不会拿身家性命去赌一场必输的叛乱。

但朱慈烺依然选择了最强势、最雷霆、最不留情面的方式。

三万六千精兵先行登岸，接管码头、封锁道路、控制城门、占领皇宫，整个行动如同一场军事政变。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朱慈烺从来不是要‘安全’的进入南京。

入城的方式有很多种，客客气气接受南京官员的郊迎，八万京营驻扎城外，入城后慢慢接手政务。

这是最温和、最正常，最常规的做法。

历史上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就是这样的。

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南京官员郊迎，然后他住进皇宫，开始当皇帝。

结果呢？弘光帝从头到尾没有掌握过真正的权力。

江北四镇不听他的，马士英、阮大铖架空他，左良玉不鸟他，史可法想帮他但有心无力。

名义上是皇帝，实际上是被各方势力抬上龙椅的一尊泥塑，什么也做不了。

这样的情况，朱慈烺不需要。

要的是从一开始就让所有人都明白，南京的天变了，做主的是他，不是魏国公，不是南京六部，不是江南士绅。

三万六千精兵接管一切，就是对南京各方势力最直白的宣告。

我可以直接镇压整个南京，不要在我面前耍任何花样。

朱慈烺要的，是威慑，不是信任。

跟崇祯最大的区别在于，崇祯一辈子都在试图做一个‘好皇帝’，希望臣子们因为他的‘好’而效忠。

朱慈烺不一样，他要的是所有人都怕他。

三万六千人接管南京，就是在建立威慑。

要让南京的所有人，从魏国公到守门小卒都亲眼看到：太子的军队是精锐，太子说拿下谁就拿下谁，太子不容任何人挑战。

这种威慑一旦建立，日后在江南推行清丈田亩、追缴隐税、整顿盐政等一系列得罪既得利益者的政策时，阻力就会小得多。

所谓先立威，后施政，就是这个道理。

没有立威就施政，在江南这块连皇帝都玩不转的地方，结果只能是碰得头破血流。

抵抗肯定是有的。

南京守军不会抵抗，但南京的‘规矩’会。

大明立国近三百年，在南京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官场规矩、利益格局、人际关系网络。

朱慈烺作为监国太子，初来乍到，按常规走程序、拜码头、拉关系，恐怕花上几年也未必能真正掌控局面。

三万六千人接管一切，就是在用最粗暴的方式打破这些规矩。规矩是给守规矩的人准备的，朱慈烺不打算守规矩。

要的不是在旧规矩里慢慢周旋，而是直接用实力碾压旧规矩，然后建立新规矩。

按正常情况，很多事情需要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