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刚抄的，就是那份报废单的原始存根。”米伊尔的声音低沉下去，“他发现，被‘报废’的六件配件里，有两套安全阀的铭牌编号，和去年七月，经由你们安全局特批、调拨给西北某核设施配套锅炉的批次号，完全一致。”

孙哥呼吸一滞。

“安全阀是压力容器的命门。”米伊尔缓缓道，“同一型号的安全阀，如果参数被恶意篡改过，安装在不同压力等级的锅炉上，后果只有一个——超压爆裂。去年七月那批货，本该送往西北戈壁滩，可最终抵达的地点，是东山脚下的废弃水泥厂。而水泥厂地下，有条废弃十年的军用隧道，直通化工二厂的氯气储罐区。”

孙哥手指骤然收紧，指节咔吧轻响。化工二厂！那正是彼得·罗曼诺夫遇袭当天，他预定要视察的终点站！若氯气储罐在隧道爆裂冲击下发生泄漏，整个东城区将沦为毒雾地狱——而彼得·罗曼诺夫，不过是个诱饵。真正的目标，是紧随其后、携带四零七八计划核心数据磁带的苏联专家小组！

“所以你杀了郑永刚。”孙哥一字一顿，声音冷得像冻住的河面。

米伊尔却摇了摇头，眼神复杂得令人心悸：“不。杀他的人，是想让这件事永远烂在煤场土里的另一双手。郑永刚抄账那天，我正陪彼得·罗曼诺夫在友谊宾馆喝下午茶。我甚至不知道他发现了什么。直到他死后的第二天，我才在传达室抽屉夹层里，摸到这张被撕掉一半的便签纸——”

他忽然从西装内袋里抽出一张泛黄的窄纸条，轻轻放在茶几上。纸条上用蓝黑墨水写着几行小字，字迹潦草急促：“……刘厂长签字是假的，章也是假的。东西没走铁路，是走的……（此处被撕去）……昨天晚上，老王的车停在后巷……”

最后半句，墨迹被水洇开，模糊成一团深蓝的污痕。

孙哥盯着那团污痕，喉结滚动了一下。老王。不是“米伊尔”，不是“谢苗诺维奇”，是“老王”。郑永刚临死前，用尽力气写下这个称呼——不是试探，是确认。他认出了那个灰呢子大衣男人的身份，却没来得及说出全部。

“你看到了。”米伊尔的声音疲惫下来，像一根被反复弯折的钢条，“我不是凶手。我是第一个发现他死了的人，也是第一个想查清真相的人。可当我查到水泥厂隧道，查到那批消失的安全阀，查到化工二厂氯气罐的检修记录——我收到了警告。”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孙哥腰间别着的五四式手枪：“一封没有署名的信，放在我的公文包里。里面只有一张照片：我女儿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练琴的侧影。照片背面，用俄语写着——‘下次，镜头会离她的琴键更近一点。’”

会客室彻底安静下来。只有雨滴敲打玻璃的单调声响，嗒、嗒、嗒，像倒计时的秒针。

孙哥没说话。他慢慢伸出手，不是去拿那张纸条，而是将茶几上那杯凉透的茶端起来，凑到唇边。茶水苦涩冰凉，顺着喉咙滑下去，激起一阵细微的战栗。

米伊尔看着他喝完，忽然问：“赵飞同志，你相信命运吗？”

孙哥放下空杯，杯底与玻璃茶几相碰，发出清脆一响：“我不信命。我只信证据。”

“好。”米伊尔点点头，竟真的笑了，那笑容里有种近乎释然的坦荡，“那我就给你证据。郑永刚抄账时，用的是一支老式英雄100钢笔。笔尖太钝，划破了三张复写纸。最后一张，被他揉成团，扔进了传达室门口的废纸篓——可他忘了，废纸篓的铁皮内壁，有道二十厘米长的划痕。他扔进去的纸团，卡在了划痕凹槽里，没被保洁员扫走。”

孙哥霍然起身：“在哪？”

“煤场传达室，第三只抽屉最底层。”米伊尔平静道，“纸团还在。上面除了账目，还有他用铅笔写的另一个地址——不是小成旅社，是城西，老砖窑厂。那里有个废弃的砖坯烘干室，门锁是坏的。他死前两小时，去过那里。”

孙哥大步走向门口，手已按在门把手上，却突然停住。他没回头，声音沉得像压着千钧重物：“米伊尔同志，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身后传来一声极轻的叹息，像羽毛落地。

“因为我知道，”米伊尔的声音隔着雨声传来，清晰无比，“下一个被塞进煤堆的，不会是郑永刚。会是我。而你，赵飞同志，是唯一一个……能在我被塞进去之前，找到烘干室里那具尸体的人。”

门被推开。孙哥的身影消失在走廊尽头，脚步声急促而坚定，踏碎了一地水光。

米伊尔独自坐在昏黄的灯光里，伸手拿起那支没点燃的烟。他低头凝视着烟卷末端，良久，终于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捏住了那截尚未燃起的烟丝。

然后，他用力一捻。

干燥的烟丝簌簌散落，像一小撮灰白色的雪，无声飘向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