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安东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之后，方言他们就开车回家了。

因为临近过年时间，这会儿家里也时常有人来拜访，像是今天这会儿毛水龙就过来了，他是打算明天就回陕西，要等到过完年才回来，之前他只能算是自费...

我坐在窗边，手边那杯枸杞菊花茶早就凉透了，茶汤表面浮着一层薄薄的灰白膜。窗外是七七年深秋的北京城，灰蒙蒙的天压得很低，风从西山方向刮过来，卷起胡同口几片枯黄的梧桐叶，打着旋儿撞在青砖墙上又弹开。我低头看着自己左手腕内侧——那里有道浅褐色的旧疤，像一道被时间风干的裂痕，不疼，但每次抬手写字时，它就微微凸起，硌着钢笔尖。

三天前，我还在深圳湾畔的落地窗前签一份并购协议，西装袖口扣得一丝不苟，助理递来的是手冲埃塞俄比亚豆子，香气里混着电子屏上跳动的七位数汇率数字。可就在签字笔划破纸面那一瞬，眼前突然黑下去，再睁眼，是这间不足十二平米的北房，炕沿上还摊着没糊完的袼褙，墙皮斑驳处露出底下泛黄的报纸——1977年9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写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召开”。

我不是穿越，是重生。不是魂穿别人身体，而是连带着二零二三年的记忆、知识、焦虑和胃里常年不散的隐痛，一并砸回了二十五岁的皮囊里。

门轴“吱呀”一声响，王秀兰端着搪瓷盆进来，盆里是刚绞好的白菜馅儿，油星浮在菜汁上，像一小片凝固的黄昏。“愣啥神呢？”她把盆往炕沿一蹾，围裙下摆沾着两粒芝麻，“你爸说今儿厂里发了半斤肉票，咱包饺子。”她说话时眼皮微垂，睫毛在颧骨投下淡影，右手无名指第二关节有道细长的老茧——那是常年捏针线留下的记号。她是我的妻子，王秀兰，二十三岁，街道缝纫组组长，说话快，做事利落，左耳垂上那颗小痣总在低头时若隐若现。

我没应声，只伸手去捻盆边一根断掉的葱须。指尖触到菜馅微凉的湿气，忽然想起昨夜她蹲在院里煤炉旁剁馅，铁砧被敲得笃笃响，而我在屋里翻《数理化自学丛书》第一册，翻到函数定义那页，手指停在“对应法则”四个字上，心口像被什么钝器反复按压——这世界太真实了，真实得令人恐惧。真实到我能闻见她发梢上飘来的廉价桂花头油味，真实到能数清她围裙补丁上七颗针脚，真实到听见她右脚布鞋底磨破处，走路时发出的细微嘶嘶声。

“你又犯胃病了？”她忽然问，目光扫过我搁在膝上的左手——那只手正无意识蜷着，指节泛白。

我摇头，喉结动了动：“想事儿。”

“想啥？”

“想……怎么让缝纫组多接几单活儿。”话一出口我自己都怔住。这不是临时编的借口，是昨夜失眠时真琢磨了一宿的事儿。七七年十月，全国科学大会还没开，但街坊们已开始悄悄议论“知识有用”，裁缝铺子却还在接蓝布工装、的确良衬衫这类死板活计。可我知道，再过三个月，第一批高考复考生就要涌进书店抢《物理》《数学》，他们需要新衣服——不是为体面，是为一种近乎悲壮的仪式感：穿件没补丁的衣裳走进考场，就像给灵魂套上铠甲。

王秀兰愣了三秒，忽而笑了，眼角挤出细纹：“你倒惦记起我们组来了？”她转身从炕柜抽屉里摸出个硬壳本子，扉页印着红字“北京市朝阳区街道缝纫组工作手册”，翻开，密密麻麻全是铅笔字：“九月廿三，东厂李师傅家两件中山装，收布票六尺；廿五，糖业公司张主任家孩子做校服，收钱八毛……”她指着末尾一行：“下个月排满啦，光‘五一’厂技校招工体检，就得赶三十套白衬衫。”

“技校体检？”我脱口而出。

“对啊，体检要穿新衣裳，不然怕刷下来。”她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听说，今年可能要考文化课……老孙头昨儿在厂门口念报，说教育部在搞试点。”

我盯着她本子上“白衬衫”三个字，脑中炸开一道光。七七年十一月，北京二十七中确有场技校招工文化测验，题目是小学算术加初中语文填空，满分一百分，录取线六十八。那场考试，我前世做过志愿者，亲眼见过一个瘦高男生攥着铅笔，在答题卡上涂错三道选择题，最后以一分之差落选——他后来成了中关村最早卖盗版软件的老板之一，叫陈默。

“白衬衫不够用。”我听见自己说，声音哑得厉害，“得加料。”

王秀兰抬头看我，眼神里没有疑惑，只有一种沉静的等待。她知道我这人，平日话少，但开口必有分量。去年冬天，我用废木料给她钉了个带滑轮的缝纫机踏板，省力三成；前年夏天，我画图改了组里熨衣架结构，日均多熨十五件。她信我的手，更信我脑子里那些“歪点子”。

我起身走到墙角，掀开蒙着塑料布的旧木箱——里面是我前世攒下的全部家当：半盒德国产蓝色绘图铅笔（笔尖削得极细）、三本手抄的《机械制图速成法》（纸页泛黄卷边）、还有个铁皮饼干盒，装着几十枚不同规格的弹簧、齿轮、铜片。我挑出两枚黄铜小齿轮，直径不到一厘米，齿纹细密如蛛网，是当年在深圳拆解一台瑞士怀表时留下的纪念。

“明天，你去厂里找赵师傅。”我把齿轮放在她掌心，金属凉得她指尖一缩，“就说……想订做一批新型衣架。承重三十斤，高度可调，底部带橡胶垫防滑。”我比划着尺寸，“用自行车辐条当主杆，齿轮咬合调高矮——不用螺丝，省工时。”

她盯着掌心齿轮，又抬眼盯我：“哪儿来的？”

“前些日子，修厂里那台坏掉的收音机，拆下来的。”

她没拆穿。赵师傅的收音机半年前就修好了，这事全厂都知道。但她只是把齿轮攥紧，指甲掐进掌心，留下四个月牙形的白印：“行。我明早去。”

她转身欲走，裙摆扫过门槛时，我忽然叫住她：“秀兰。”

她停下，没回头，肩线绷着。

“如果……如果有人想考大学，”我顿了顿，喉头发紧，“咱们组能不能，帮他们改改衣服？比如，把中山装领子改小些，袖口收紧，显得精神？”

她静了几秒，然后轻轻“嗯”了一声，推门出去。门扇晃了晃，最终停住，像一道未落定的休止符。

夜里刮起了风，窗纸被吹得噗噗响。我趴在炕桌前，就着十五瓦灯泡的昏黄光，用铅笔在旧挂历背面画草图。不是衣架，是另一种东西：一个带刻度的简易游标卡尺雏形。七七年市面上只有上海产的钢直尺，精度到毫米，而我要的，是能测到零点一毫米的工具——高考物理实验题里，会考游标卡尺读数。可现在没人懂这个，连“游标”俩字都还没进中学课本。

铅笔尖折断三次。第四次，我换用最细的0.3mm自动铅笔，笔芯在纸上划出极细的墨线，像一道无声的闪电劈开混沌。画到第七稿，门被推开条缝，王秀兰探进半个身子，手里托着一碗热腾腾的疙瘩汤，葱花浮在油星上，蒸腾着暖雾。

“趁热喝。”她把碗放桌上，目光掠过我画满线条的纸，“你又画这些……”

“嗯。”

她没走，站在灯影里，看我舀起一勺汤，吹了三口气才送进嘴里。汤烫，我舌尖发麻，却尝出一点甜味——她偷偷放了半勺白糖，知道我胃寒。

“赵师傅说，”她忽然开口，“辐条得用凤凰牌的，旧货市场有拆车的，便宜。但他要先看图纸。”

我点头，手没停，继续在卡尺主尺旁标注“19mm”——这是七七年国产千分尺最小分度值，我必须把它藏进这具“玩具”里，等某天某个学生摸着它冰凉的金属外壳，突然意识到，原来世界可以被如此精确地丈量。

“还有，”她声音很轻，“东厂李师傅今天托人捎话，说他闺女……想问问，有没有可能，跟着你学学算术？”

我握笔的手猛地一顿，墨点溅在“19mm”旁边，像一滴凝固的血。

李师傅的闺女，李敏。二十一岁，高中毕业两年，一直在酱菜厂踩缸。七七年十二月，她会抱着一本翻烂的《代数》蹲在厂门口背公式，被路过的数学老师看见，推荐去参加海淀区补习班——那是全市唯一一个考前集训点，主讲是北大退休教授，上课地点在废弃的旧礼堂。我前世去过那儿，记得礼堂木地板有块翘起来的松动板，每次有人踩上去，就发出“嘎吱”一声闷响，像一声迟到的叹息。

“让她来。”我说，把溅开的墨点圈成一个圆，“每天晚饭后，一小时。教她解方程。”

“教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