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x+3=5开始。”

她没笑，只是点点头，转身时，我看见她右耳垂那颗小痣，在灯光下微微发亮。她走到门口，又停住：“你胃又疼了？”

“没事。”

“撒谎。”她没回头，声音却像温水浸过砂纸，“我听见你半夜咳了三次。”

我没答。她也没等答案，轻轻带上门。门缝里漏进的风卷起桌上一张纸，我伸手去按，指尖触到纸背——那里不知何时被她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字迹很淡，却力透纸背：

【疼就喊我。】

我盯着那行字，直到灯泡滋啦一声，光晕骤然变暗，像一颗疲惫的心脏在胸腔里缓慢搏动。窗外风声更紧了，远处传来隐约的锣鼓声，是附近民兵连在练操。我放下笔，从炕席下摸出个铁皮盒子，打开，里面静静躺着一枚生锈的螺丝钉——七七年春天，我亲手拧进这间屋子门框上的。那时王秀兰站在我身后，替我扶着梯子，呼吸拂过我后颈，带着新洗棉布的皂角香。

第二天清晨，我骑着那辆永久牌二八自行车去西直门旧货市场。车链条咯吱作响，像在啃食时间。市场里人声鼎沸，铁匠铺叮当打铁，旧书摊上《赤脚医生手册》堆成小山，几个戴蓝布帽的老师傅围着台老式车床，争论如何修复断裂的齿轮轴。我穿过人群，径直走向角落那个卖废五金的老头——他烟斗里火星明明灭灭，裤腿上沾着机油和泥点，左眼眼皮耷拉着，右眼却亮得惊人。

“收辐条？”我掏出两块钱。

老头眼皮都没抬：“凤凰牌，带原厂印记，一根五毛。”

我递过去四根。他接过，拇指在辐条接头处摩挲，又凑近鼻子闻了闻，哼了声：“新拆的，油还没干透。”他扔给我一截黑胶管，“垫圈，自己剪。”

我转身要走，他忽然开口：“后生，你找的不是辐条。”

我脚步顿住。

“是‘尺子’。”老头终于抬起右眼，浑浊瞳孔里映着我僵住的脸，“你要造个能咬住‘零点一’的尺子。”

我喉头一紧，没说话。

老头把烟斗在鞋底磕了磕，火星四溅：“七三年，我在北郊机床厂，带过个徒弟。他总说，好刀得会‘听’钢音，好尺得会‘认’误差。后来他调走了，调去……”他顿了顿，朝南边抬了抬下巴，“中科院计算所。”

我浑身血液骤然一冷。七三年，中科院计算所，那个名字像把钥匙，猛地捅开我记忆深处一扇锈死的门——前世我参与过一项古籍数字化项目，曾见过一份七十年代技术档案，上面有个签名：林振邦。我的导师，也是王秀兰父亲的大学同学。他七六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葬礼上，王秀兰攥着一张泛黄的合影，照片里两个年轻人站在老式车床旁，笑容明亮。

“您认识林工？”我声音发紧。

老头慢悠悠装烟丝：“认识。他走前，留了样东西给我。”他伸手进怀里，掏出个油纸包，层层剥开，里面是一小块铜片，边缘被打磨得极其光滑，中央蚀刻着极细的平行线，间距0.1毫米——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基准。

“他说，迟早有人来找‘零点一’。”老头把铜片塞进我手心，冰凉，“拿着。别告诉别人。尤其是……”他意味深长地望了眼我左腕那道疤，“别告诉那个戴眼镜的姑娘。她爹的事，还没完。”

我攥紧铜片，边缘割得掌心生疼。阳光斜照进来，在铜片表面划出一道锐利的光痕，像一道尚未愈合的伤口，也像一道即将劈开黑暗的闪电。

回到胡同，王秀兰正蹲在院里补晾衣绳。她抬头看我，目光落在我手上：“买到了？”

我摊开手掌。铜片在秋阳下泛着幽微的青光。

她盯着看了很久，忽然伸手，用拇指轻轻抹过铜片边缘，动作轻柔得像拂去一片落叶。然后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午饭我焖了二米饭。你胃不好，少吃咸的。”

她转身进屋，围裙带起一阵风。我站在原地，铜片贴着掌心，那点凉意顺着血脉往上爬，一直抵达太阳穴，突突跳动。

下午，李敏来了。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辫梢系着褪色的红头绳，进门时局促地搓着手指，指甲缝里嵌着酱菜厂特有的褐色酱渍。我让她坐下，递过去一支铅笔和一张纸。

“写个数字。”我说。

她犹豫片刻，写下“1977”。

“再写一个，比它小，但最接近它。”

她咬着下唇，笔尖悬在纸上，迟迟不落。风吹动窗棂，一只麻雀落在窗台，歪着脑袋看她。

三分钟后，她终于落下笔——“1976.9”。

我点点头，拿起那枚铜片，放在她手心：“摸。”

她指尖碰到铜片，猛地一颤，仿佛被电流击中。我示意她闭眼，用指腹感受那道蚀刻线的凹凸。

“记住这个感觉。”我说，“以后每次做题，心里就刻这么一道线。不是为了得分，是为了……”我停顿一下，望向窗外渐沉的暮色，“为了知道，你离真相，究竟有多远。”

她睁开眼，瞳孔里映着铜片幽光，也映着我身后墙上那幅褪色的毛主席像。画像下方，我用粉笔写着一行小字，今早刚补的：

【一切从实际出发。】

风忽然大了起来，吹得粉笔字簌簌掉灰。李敏低头看着铜片，手指缓缓收紧，指节泛白。院外，谁家收音机正播着新闻：“……我国将于本月下旬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

声音被风撕碎，又聚拢，最终落进我耳中，像一句迟到二十年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