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以为宜即满洲之士卒，参以近年各军之营制，得其人而练之，俾成劲旅，以备不虞，似不仅一时边侥之利，或且为万世根本之计。左宗棠、金顺于西陲各处务宜专用恩德，绥怀反侧，使其心悦诚服。无论和战，总以收拾西塞汉回民心为主也。至兼驻英、法，刻下未敢遽卸仔肩者，诚以公使离境，所关极重。若俄人待客疏慢，可藉英、法公事时去时来，则虽驻彼都而不受欺侮，虽离境而不著痕迹，在纪泽不过多几番跋涉之费，苛利于国，遑恤其他。
五
沙俄出兵侵占伊犁，左宗棠拥兵新疆，双方枕戈待旦，战争一触即发。曾纪泽察觉边界如若不定，局势必不能稳。此时沙俄借武力索要巨额赔款，逼迫清廷打开通商口岸。是战、是守、是和？曾纪泽面对谈判关键因素，又会有怎样的应变之策呢？
隔天，曾纪泽又致电总理衙门，建议收复伊犁的三个办法。电报中这样写道：
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偿款。筹办之法亦有三：曰战，曰守，曰和。言战者谓左宗棠、金顺、刘锦棠诸臣拥重兵于边境，席全胜之势，不难一鼓而取伊犁。臣窃以为伊犁地形岩险，攻难而守易，主逸而客劳，俄人之坚甲利兵，非西陲之回部乱民所可同日而语。大兵履险地以犯强邻，真可谓之孤注一掷，不敢谓为能操必胜之权……
在电报中，曾纪泽先是比较客观地指出了战之难：伊犁地形险峻，俄军强劲，一旦开战，后患无穷。东三省与俄国接壤，更是不能不防此处随之不稳。更别说欧洲强国了，他们虽然内部始终有矛盾，但谋求侵犯我国的意图是一致的，没有哪国会选择帮助我们。
新疆地区为大清的西北屏障，可以拒西亚诸国觊觎大清国土，乃是兵家必争之地。明知伊犁如此重要，竟然仍有部分官员因畏惧沙俄，主张放弃伊犁。曾纪泽继之又对放弃伊犁的论调给以反驳：
言守者，则谓伊犁边境，若多糜巨帑以获之，是警荒远溃腹心也，不如弃而勿收，不知开国以来经营西域者至矣。圣祖世宗不惮勤天下力以征讨之，至乾隆二十二年，伊犁底定腹地，始得安枕。今若弃之如新疆何，说者谓姑纾吾力以俟后图，不知左宗棠等军将召之使还乎？则经界未明，缓急何以应变。抑任其逍遥境上，则难于转饷锐气坐销。
公元一八七八年，第十次俄国、土耳其战争刚刚结束，沙皇俄国并不愿意轻易开战，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寻求商业利益。鉴于这个原因，曾纪泽建议朝廷在谈判中因势利诱，在商业利益和赔款方面做出适当让步，但在土地主权问题上一定要与沙俄周旋到底，寸土必争。
则微臣今日之辩论，仍不外分界、通商、偿款三大端。三端之中，偿款固其小焉者也，即就分界、通商言之，则通商一端，亦似较分界有稍轻。查西洋定约之例有二：一则常守不渝，一可随时修改。常守不渝者，分界是也。分界不能两全，此有所益，则彼有所损，是以定约之际，其慎其难。随时修改者，通商是也。通商之损益，不可逆睹，或开办乃见端倪，或开办乃分利弊，或两有所益，或互有损益，或偏有所损，或两有所损，是以定约之时，必商定若干年修改一次，所以保其利而去其敝也。
中国自与西洋立约以来，每值修约之年，该公使等必多方要狭，一似数年修改之说专为彼族留不尽之途，而于中华毫无利益者，其实彼所施于我者，我固可还而施之于彼。诚能通商务之利弊，酌量公法之平颇，则条约之不善，正赖此修改之文得以挽回于异日，夫固非彼族所得专其利也。
清朝多年来在外交方面一贯沿用以夷制夷的缓兵之计，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相互牵制，实现制衡，这一策略在当时的清朝收效很大。此次赴俄谈判，曾纪泽决定效仿此法，运用缓兵之计与之周旋，以解燃眉之急。
俄约经崇厚议定，中国诚为显受亏损，然必欲一时全数更张，则虽施之西洋至小极弱之国，犹恐难于就我范围。俄人桀骜狙诈，无端尚且生风，今我已定之约忽云翻异，而不别予一途以为转圜之路，中国人设身处地，似亦难降心以相从也。臣之愚以为，分界既属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至于通商各条，惟当即其太甚者，酌加更易，余者似宜从权应允，而采用李鸿章立法用人之说以补救之。如更有不善，则俟诸异日之修改。得失虽暂未公平，彼此宜互相迁就，庶和局终可保全，不遽决裂；然犹须从容辩论，虚与委蛇，非一朝一夕所能定议也。
曾纪泽这才提出自己认为的三种解决伊犁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办法：第一，“分界既属永定之局”，必当坚持力争，国土不能让；第二，“至于通商各条，惟当即其太甚者，酌加更易，余者似宜从权应允”，也就是说，通商方面可酌情应允；第三，“如更有不善，则俟诸异日之修改”，即可暂不向俄索取伊犁，留待时机成熟后再索取。
事体如此重大，本非一人之见所能周知，请旨饬下总理衙门、王公大臣及大学士、六部、九卿原议诸臣，详细酌核。臣行抵俄都，但言中俄两国和好多年，无论有无伊犁之案，均应遣使通诚，此次奉旨前来，以为真心和好之据。至辨论公事，传达语言，本系公使职分，容俟接奉本国文牍，再行秉公商议云云。
最后，曾纪泽通报了自己赴俄的具体日期和随行人员等。
六
曾纪泽虽在外交方面经验颇丰，但这次改约难度可谓前所未遇。即便自己做好万全准备，此行谈判也是凶多吉少。因此他在出发之际，分别给曾国荃、左宗棠修书一封，交代筹备后事细节。而立之年的曾纪泽为何会交代后事呢？在信中他又有怎样的肺腑之言呢？
在写给九叔曾国荃的信中，曾纪泽主要安排了自己一旦殉国后的有关后事。而在写给左宗棠的信中，则表达了一个意愿，即希望身在前线的左世叔能及时把俄国在伊犁的布兵情况通报过来，供自己谈判时掌握。
除此之外，曾纪泽还给李鸿章修书一封，就修改《里瓦几亚条约》的相关事宜进行了讨论。李鸿章久历外交，代表大清国与外国定约无数，深知国际惯例。他不赞成毁约，认为合约既已签订，不应出尔反尔。他提出寄希望于国际调停，以较小的让步换得“和局”，化干戈为玉帛。其实，曾纪泽本人又何尝不知道悔约是最让各国不齿的呢！
考虑到欧洲列强多次联手侵犯大清国土，瓜分战争利益，曾纪泽深知出使沙俄若想顺利改约，必先稳住英、法两国。为防止英、法、俄三国联手，曾纪泽决定在动身去俄国前造访英、法两国大臣，说明局势利害关系，劝其在此事上保持中立。
曾纪泽先到法国外交部面见法国外务大臣瓦定敦，告知自己兼领俄国公使，要到俄国去改订条约的事。瓦定敦马上向曾纪泽询问：“如果俄国决意动用武力解决伊犁之事，贵国有必胜的信心吗？如果战端一开，会不会伤害到法国的在华利益？”
为打消瓦定敦的疑虑，曾纪泽是这样回答的：“中国是出了名的和善之国，我这次受命也是以谈判为主。如果俄国非用武力相逼，敝国也已准备周全：边疆各地与俄接壤处都布置了重兵，海上也调运了最能打仗的战船备用。只要贵国保持中立，不倾向于俄方，我可以向您保证，法国的在华利益不会受到丝毫影响！”
一听这话，瓦定敦马上表态：“请曾公使放心，我们不会帮着俄国向贵国施加压力的。我会电告我国驻俄公使馆，让他们尽一切努力为阁下提供帮助。”
见过瓦定敦之后，曾纪泽又拜访了英国外务大臣格兰佛尔，向格兰佛尔通报自己兼任驻俄公使且不日将赴俄谈判的事，希望能得到英国的帮助。考虑到曾纪泽在国际上的威望，格兰佛尔当即表态，英国宁可保持中立，也不会与俄国联手共同与中国为敌。
在俄国谈判的曾纪泽曾纪泽抵达俄国后，与俄外务大臣格尔斯及驻华公使布策等多次谈判，前后历时十余月，有记录可查的正式会谈辩论有五十一次，反复争辩达数十万言。到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公元1881年2月24日），终于达成《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与《里瓦几亚条约》相比，虽然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仍为沙俄强行割去，但乌宗岛山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一带均被收回；取消了俄国人可到天津、汉口、西安等地进行贸易活动等条款；废除俄人在松花江行船、贸易等侵犯中国内河主权的规定。
曾纪泽在与沙俄的谈判过程中，凭借“不矜不伐，操心虑患的态度”（萧一山语），缓和了大清与沙俄的紧张局势，为大清索回了大片国土。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成功的外交！曾纪泽也因此被人称为“虎口索食第一人”。
曾纪泽任满回国后，受命帮办海军事务，协助李鸿章创办北洋海军，并亲手制定出大清国的第一部海军法——《北洋海军章程》。
抛开这些，曾纪泽的诗书画水准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特别是他回国后，求墨宝者可以说是不绝于门。就连善工书画的“帝父”醇亲王奕譞，也经常与他互赠作品，酬唱往来。曾纪泽临死的前一年，光绪皇帝也曾向他索画。这些，在史料中都有记载，并非后人凭空杜撰。
[1]为什么曾纪泽能直接参加乡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