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练勇的话题。关于如何练勇，曾国藩说了很多，其实总结起来就一句话：经制之师已经不可用，要想平定太平天国，必须改弦更张，重打鼓另开张。此话在咸丰皇帝听来非常刺耳，但实际情形又确实如此。

这就是曾国藩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敢说实话，不刻意讨好上级。就因为这样，咸丰皇帝一登基，就对先皇大力提拔的这位臣子横竖看不上眼。若非曾国藩丁忧回籍，他究竟在京里还能混多久，实在是不好预测。

曾国藩举办团练的名言是：重在团，不重在练。他认为，“团”实际就是保甲之法：“团练与保甲名虽不同，实则一事。团则齐心合力，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办一方之匪徒。”“练”则是保甲军事功能的进一步发挥：“制器械，造旗帜，请教师，拣丁壮……又或厚筑碉堡，聚立山寨。”但是这样的话，“非多敛钱文不可，方今百姓穷困，无生可谋”，所以，各乡只宜行保甲之法，团而不练。最多在城乡“操练一二百人，以资剿办土匪之用”。在现有团练的基础上，曾国藩提出其办团的重要思想“赤地立军，别开生面”，即抽练一支不同于绿营军的新军——勇营。

他在这个时期有一句最著名的话：“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后来，他又根据实际需要，在湖南衡州着手训练了一支水上劲旅——湘勇水师。最后把太平天国逼上绝路的，就是这支水上部队。

三

练勇，说起来容易，当真办起来却又千难万难。

众所周知，曾国藩虽当过兵部侍郎，但他并没有带过兵。咸丰皇帝命他办理湖南团防，他怎么敢答应呢？这时，同样在家丁忧的翰林院庶吉士郭嵩焘来看望他，其实是劝他出山。两个人谈了半夜，曾国藩总算想明白了。第二天送走郭嵩焘之后，曾国藩便开始给自己补“练勇”这一课。练勇这件事，江忠源说得好，做得也好，但那是江忠源，不是他曾国藩。曾国藩要做到自己心中有数。

在练勇上最有成效的是前明的戚继光，江忠源就是按照戚继光的办法练的勇。在以后的几天里，曾国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开始详细阅读戚继光所著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这两本书。他要用戚继光的“束伍成法”，为大清国训练出一支既不同于国家经制之师又有别于目前团练的新式军队。

曾国藩知道，戚继光所训练的义乌兵完全废弃了明军原来的卫所编制和旧的作战规则，新创立了以鸳鸯阵为基础的编制和作战方法。鸳鸯阵的编制相当于现代一个步兵班，这是古代军事史上划时代的一个创举。此阵法按照兵器协同的要求组成，根据需要还可临时变化，使得军队基层单位的战斗力大大提高。戚继光据此写出了《纪效新书》一书。

在抗倭战争取得胜利后，京城之北边患又起。戚继光再次被朝廷委以重任，授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四镇练兵，用权与总督相同。戚继光上任之后就对边守军政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分析，决心整顿军队，重新训练出一支有战斗力的新军。戚继光据此又写出了《练兵实纪》。

尽管戚继光所著的这两部兵书都被编入了《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但在当时并不被人看好。而曾国藩却认为这是两部非常有见地的兵事大作。他居京署理兵部侍郎期间，常读的就是这两部书。

那么，戚继光所著的这两部兵书，到底在哪里有异于其他兵书呢？

用戚继光自己的话说，在南则《纪效新书》，在北则《练兵实纪》。这两本书都是以军事训练为主，练兵原则基本相同。不同之处是：第一，《纪效新书》根据的是东南沿海的敌情、我情而写，总结的是训练义乌兵和对倭寇作战的经验，《练兵实纪》则是根据蓟北长城边守的敌情、我情而写，总结的是大兵团练兵、车骑步三军协同作战及训练的经验；第二，前者突出的是以鸳鸯阵为核心，长短兵器单兵协调作战的训练，后者则是突出车步骑诸兵种协同作战的训练；第三，前者重在练兵，后者重在练将。

曾国藩通过对这两本书的精读细品，领略到了练兵组团的要义。曾国藩选出湘乡训练团的三个营，共一千五百人，进行统一训练。后来随着团练规模的不断扩大，曾国藩拉起了一支五千人的陆战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