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曾国藩作为晚清的一位大儒，在治军方略上也是苦费心机，曾氏兵法一直流传了下来。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蔡锷就任云南新军协统，受镇统钟麟同委托，要编一本军事类的“精神讲话”。蔡锷于是摘取了曾国藩、胡林翼的论兵言论，分类编辑成《曾胡治兵语录》，高度评价曾国藩的军事思想：

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西人之论将，辄曰天才。析而言之，则曰天所特赋之智与勇。而曾、胡两公之所同唱者，则以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咸、同之际，粤寇蹂躏十余省，东南半壁，沦陷殆尽。两公均一介书生，出身词林，一清宦，一僚吏，其于兵事一端，素未梦见。所供之役，所事之事，莫不与兵事背道而驰。乃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遂使其可能性发展于绝顶，武功灿然，泽被海内。按其事功言论，足与古今中外名将颉颃而毫无逊色，得非精诚所感、金石为开者欤？

……

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谓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尤戒攻坚围城。其说与普法战争前法国兵学家所主张者殆同。其论出师前之准备，宜十分周到。谓一械不精，不可轻出；势力不厚，不可成行，与近今之动员准备用意相合。其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所见尤为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倡导者如出一辙……所论诸端，皆从实行后经验中得来，与近世各国兵家所论若合符节。吾思先贤，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

曾国藩为了把湘军训练成一支战无不胜的劲旅，曾经自己撰写了一本《治兵语录》，分十二章，包括：将才、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全书近两万字，刻印成册，供湘军将领阅读。

将才，讲的是作为将官应该具备的素质。将才应是忠义血性之人，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他认为将才应具备四项基本条件。第一要“才堪治民”，此要求不外乎“公”“明”“勤”三字。将领只有公正、严明，士兵才会心悦诚服，为其所用。勤，则指的是对营务巨细都要亲自过问，心中有数。第二要“不怕死”。将领不怕死，临阵当先，士兵才能上行下效，死力效命。第三要“不急名利”。将领好大喜功，追名逐利，就会导致兵怨沸腾，无法治军。第四要“能耐受辛苦”。身体羸弱，过劳则病，精神困乏，久用则散，这样的人不宜为将。曾国藩认为，为将者此四项缺一不可。

用人，则是告诫领兵者要学会考察人、培养人。曾国藩认为，人才有转移之道、培养之方和考察之法的分别。人才并非天生得来的，而是陶冶而成的，且随时有转移的可能，所以识人不可眼光太高，动辄就说无人可用。访求人才之道，乃“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曾国藩认为人才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官气较重，一种乡气较重。官气重的人才，“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言语无此妨彼碍之弊”，其不足在于缺乏生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重的人才，“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言语则顾前不顾后”，其不足在于“一事未成，物议先腾”。曾国藩培养人才时在“劳苦忍辱”四字上痛下功夫，所以戒官气而用乡气之人。用才之道在于不拘一格，使人人去其所短而显其所长。

二

尚志，是说带兵之人要志趣高远，这样才能带出好兵。曾国藩认为，辨别人才高下，首先要视其志趣。“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举目斯世，最缺乏的乃是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之人。”这样的人最易埋没，“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那些贪婪退缩的庸俗之辈，却往往“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那么如何培养高尚独立的君子之志呢？曾国藩讲，“胸怀广大，须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尚志切忌“喜誉恶毁之心”，即患得患失之心，“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实足以欺世盗名”。总之，尚志的目的在于“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亦为“好师、好友、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