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曾国藩的不懈努力下，水、陆湘勇渐渐取代绿营和旗营，成了围剿太平军的主要力量。终于在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公元1864年7月19日），将被太平军占据达十二年之久的江宁（南京）收复。曾国藩因功被封为一等侯爵，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被封为一等伯爵。

随着战火将息，大清国全面进入恢复生产、繁荣百业的中兴时期。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让这个好不容易才到来的中兴时期持久延续下去，曾国藩没用朝廷发话，便开始料理裁军的事。

曾国藩曾在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向朝廷上过《议汰兵疏》，提出“汰兵五万”的建议，但因为太平天国的爆发，这个建议未被朝廷采纳。现在，他决定从自己身上下手——裁汰湘军。

裁军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湘军内部。他的弟弟曾国荃就第一个不同意，湘军的许多高级将领也都不同意，认为朝廷是在“卸磨杀驴”。但曾国藩不为所动，坚持裁军。

他在给朝廷的折子中这样写道：

惟念近岁以来，但见增勇，不见裁撤，无论食何省之饷，所吸者皆斯民之脂膏，所损者皆国家之元气。前次贼氛方盛，万不得已，屡募屡增，以救一时之急。今幸老巢既破，大局粗定，裁一勇即节一勇之糜费，亦即销无穷之后患。诸将之愿遣散归籍，盖未始非臣之幸，未始非大局之幸。因与臣弟国荃商定，将金陵全军五万人，裁撤一半，酌留二万数千人，分居金陵、芜湖、金柱关各要隘，其余作为游击之师，进剿广德等处。而曾国荃克城之后，困惫殊甚，彻夜不寐，有似症忡。据称心血过亏，万难再当大任，恐致偾事。意欲奏请回籍，一面调理病躯，一面亲率遣散之勇，部勒南归，求所谓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

尽管压力大如天，但曾国藩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还是咬牙坚持着把裁军之事办了下去。否则，大清国不要说迎不来中兴时代，这几万人吃饭穿衣发饷的问题就是百姓的一大笔负担。再加上这些湘勇都立有大小军功，地方官根本不敢惹，就连保持正常的安定局面都是件不容易的事。

二

曾国藩此次裁军并没有采用一刀切的方针。对自己费尽千辛万苦建起来的湘军水师，不仅没有裁撤，反倒准备逐步扩充。这是为什么呢？这与他“兵不在多，而贵在精”的治军思想，是否有冲突呢？

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公元1865年1月25日），在裁撤湘军陆军即将结束的时候，水师的裁撤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曾国藩就在这一天向朝廷拜发了一道《会议长江水师营制事宜折》，毫不隐瞒地奏请朝廷，对于这支好不容易才组建起来的水上部队，不能裁撤，可以改成经制之师，变成归朝廷直接调遣的南洋水师。这还不算，曾国藩还准备再招募一些兵勇，购买一些比较先进的舰船，进一步加强和扩大这支水上部队。

曾国藩为了能留住这支水上部队，他在折中这样写道：

窃臣曾国藩同治元年二月覆奏安徽省城仍建安庆案内，请设长江水师提督及总兵以下各官。奉旨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旋经吏部等于五月二十三日定议具奏，准其设立长江水师，而与总兵、副、参以至千、把，应设几缺，暨分汛修舰各事宜，令臣体察情形，再行详核议奏。

曾国藩接着又谈了水师的饷章等具体问题，然后又说道：

国家养兵之费，岁逾二千万。当此多事之秋，乃未闻绿营立一奇功，出一良将。今各省勇丁合计约在三千万以外，而昔年经制之兵，仍未能议裁议减。守战各兵，在营之坐粮虽少，而出征外省，加以盐折夫价余丁筹款，每兵一名月支亦在五两上下。平日有粮少之名，临事无省费之实。百年受养兵之累，应急无破寇之效。统筹全局，殊非长策。臣愚以为军务全竣后，仍当综核名实，裁减陆兵，其必不可裁者，即当增加口粮。此又因今日设立水营，而即为异日露营之地者也。

在折子的后面，曾国藩特意附上了自己多次修改、比较完整的、切实可行的南洋水师组建方案。朝廷经过反复讨论，认为曾国藩的奏请是百年大计，甚合当前机宜，同治皇帝很快便下旨照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