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组建湘军，曾国藩是受了江忠源的影响；组建水师，他则是听从了江忠源和郭嵩焘的建议。江忠源是第一个向朝廷乃至曾国藩建议，要想打败太平天国，必须控制住长江江面，而要想控制万里长江，就必须尽快建立一支敢打硬仗的水上部队，也就是水师。也正是他的这个建议，注定了曾国藩和湘军的最后胜利，以及太平天国的最终失败。

曾国藩认为江忠源说得对，便建议江忠源把想法说给皇上听，取得朝廷的同意，事情就好办多了。江忠源一想也对，就给朝廷拜了个《请制造战船肃清江面疏》，把自己的想法一股脑说了出来，奏请四川、湖南、湖北三省建造战船，抓紧训练水师，让广东筹款造炮。只要有了战船，太平军独霸长江的局面就被打破了。

这是曾国藩替朝廷筹划东南局势的开始。后来的战局，也是按照曾国藩说的这个方向发展的。

江忠源的疏陈递进京城后，咸丰皇帝欣然接受，于是下旨命令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四省，抓紧赶办战船。其实哪来得及呀。

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三月，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开始发动北伐西征。面对来势凶猛的太平军，清廷严命曾国藩率湘军赴援以阻遏太平军的攻势。

曾国藩收到朝廷命他带勇出省去救援湖北的圣旨后，考虑到初练成军的湘勇缺枪短炮，而且在洞庭湖两侧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曾国藩思虑再三，随即上了一篇《暂缓赴鄂并请筹备战船折》，请求筹办战船。曾国藩在折中这样写道：

臣前奉派兵救援湖北之旨，即经丞商抚臣，派令候补知府张丞实、候选同知王錱管带湘勇三千，前赴湖北，尚未起行。又奉两次谕旨，令臣亲带练勇前往。臣理应遵旨即日起程。惟连日接准抚臣来函，及各处探报，均称贼船于十月初五以后，陆续开赴下游，近已全数下窜，汉阳府县业经收复，江面肃清，武昌解严等语。据此，则援鄂之师，自可稍缓。因思该匪以舟楫为巢穴，以掳掠为生涯，千舸百艘，游弈往来，长江千里，任其横行，我兵无敢过而问者。前在江西，近在湖北，凡傍水区域，城池莫不残毁，口岸莫不蹂躏，大小船只莫不掳掠，皆由舟师未备，无可如何。兵勇但保省城，亦不暇兼顾水次，该匪饱掠而去，总未大受惩创。

今若为专保省会之计，不过数千兵勇，即可坚守无虞。若为保卫全楚之计，必须多备炮船，乃能堵剿兼施。夏间奉到寄谕，饬令两湖督抚筹备舟师，经署督臣张亮基造船运炮，设法兴办，尚未完备。忽于九月十三日田家镇失守，一切战船炮位，尽为贼有，水勇溃散，收合为难。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今若带勇但赴鄂省，则鄂省已无贼矣；若驰赴下游，则贼以水去，我以陆追，曾不能与之相遇，又何能痛加攻剿哉？再四思维，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

咸丰皇帝本来已经急得火上房了，可读了曾国藩寄来的折子，又觉着说得合情合理。于是提笔写道：“所虑甚是，汝能斟酌缓急，甚属可嘉。”

二

咸丰皇帝如此批示，实属无奈之举。

筹办战船这件事，说话容易，办起来却难。大清国毕竟是马上得来的江山，不要说少有带兵经验的曾国藩，就是战功赫赫的朝廷老臣，也不懂水上交战之法，更不用说造战船了。

曾国藩东打听西打听，一听说谁会造船，就马上打发人去请。几天光景，湖南衡州就聚集了几十名造船师傅。但是，这些人只会造民船，不会造战船，也没见过战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就带他们去参观路过长沙的外国军舰，依葫芦画瓢。没有铁皮，就用木板代替；没有木材，就用竹子代替。凡事因陋就简，就是为了早一天造出战船，早一天练出水师。

还有一个问题最让曾国藩头痛，那就是朝廷不拨款，造船买材料、发饷都要靠自筹。为了保证湘军上下不断炊，曾国藩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筹饷劝捐队伍。像回家丁父忧的翰林院庶吉士郭嵩焘、声名远播的左宗棠、交友甚广的刘蓉等，都为湘军筹过饷。

历经近两年的造船、训练水勇，曾国藩于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二月，终于造出指挥舰拖罟一艘、快蟹四十艘、长龙五十艘、三板艇一百五十艘，全部都是按照广东战舰的形式仿造的。除此之外，曾国藩又购买了一些民船进行改造。战船上面所配之炮，从广西借用了一百五十门，从湖南抚标和提标淘汰的土炮里挑选了一百多门。陆勇一共招募了十营五千人，水师也招募了五千人。

曾国藩能够在衡州取得如此成绩，不仅让巡抚骆秉章、提督鲍起豹感到吃惊，就连远在北京“遥控”的咸丰皇帝也觉得不可思议。吃惊也好，不可思议也好，别人没有办成的事，曾国藩办成了。

曾国藩就是靠着这一万余人马，从咸丰四年二月开始，直到同治三年六月，整整拼杀了十余年，历经大小几百场战役，终将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剿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