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年十二月十三日（1885年1月28日），一名侍卫慌慌张张闯进吴大澄的钦差行辕，称袁世凯早起突发急症，服药以后仍不见好，请示怎么办。吴大澄急忙赶到袁世凯的卧房，见袁世凯脸色蜡黄，身体裹棉被躺在床上。听说吴大澄来看自己，袁世凯勉强起身，和吴大澄见了个礼，说：“可能是夜里着凉了，浑身一直冷，不告几天假怕是不行了。”“昨天还好好的，怎么说病就病了呢？歇几天吧，反正日本人最近光忙着调查，也没来闹。”官不踩病人，吴大澄很无奈地说。袁世凯一脸真诚：“卑职谢大人体谅。”
吴大澄刚离开，朝鲜兵曹判书金允植走进来。兵曹判书相当***的兵部尚书。金与袁一直接触频繁，经常把王宫里的事情、日本人的动向以及李熙和闵妃的做法透露一些出来。金允植也是袁世凯在朝鲜的心腹之一。一见袁世凯突患重病，金允植慌忙来到床头问候，语气当中，难免替袁世凯抱怨了几句。袁世凯小声说：“说起来也怨不得别人，都是日本人闹得鬼，加上韩王无定见，才变成如此局面。袁某人病成这样，这里偏又缺医少药，郎中给开的药，到现在都抓不齐。有人这是分明要拿走我的命啊。奈何？”金允植安慰了袁世凯几句便起身告辞，直接来见吴大澄，说：“金玉均政变失败，全因袁司马平叛及时。司马大人在韩期间，功劳最大，威望最高。下国小臣希望钦差大人能据实禀告北洋李爵相，不要上倭人的当。我们这里缺医少药，钦差是否考虑，让袁司马回国去看看病？”吴大澄知道金允植和袁世凯私人的感情很好，便说：“大司马但请放心，袁大人在韩的功劳，不仅本钦差知道，李傅相也知道。现在是日本人不依不饶，而贵国王又少不更事。希望大司马能经常劝劝国王，不要和日本人走得太近。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不是日本人的属国啊。至于袁大人回国看病这件事，本钦差哪里说了算啊。”
金允植诺诺告退，走出大门便仰天长叹：“都说倭人是魔鬼，哪知吴钦差比魔鬼还凶啊！袁司马这回可遇到大麻烦了！”金允植从袁世凯的脸色上推测，袁这次病得不轻，若医治不及时，很可能有性命之虞。金允植和吴大澄都被袁世凯伪装的假象给骗了，袁世凯其实什么病都没有。脸色蜡黄，是因为袁世凯往脸上抹了两遍黄纸水。袁世凯此时没太多心思，就想尽早离开这里。
翌日晨，袁世凯派人给吴大澄捎话，提出回国治病的要求。吴大澄碍于情面，只得来见袁世凯，说：“慰亭此时回国不合时宜，如果竹添又横生枝节可怎么办？还是在营里养病吧。”袁世凯眼珠转了三转：“卑职也知此时回国不甚妥当，可傅相命卑职尽快把亏空补齐，卑职早晚都得回国去筹措呀。”吴大澄低头想了想：“老哥把老弟的话寻机报给傅相，看傅相怎么说吧。”袁世凯知道吴大澄是托词，但口里并不说破：“卑职这条命，就赚在大人手里。卑职先谢大人肯周全。”吴大澄说过这话以后什么都没有办，但袁世凯却打发身边的人四处放风说：“钦差大人已经同意袁大人回国治病。袁大人这几天就要动身。”保守派金允植等人听说后，马上进宫奏请，以上国袁司马练兵辛苦、平乱功高为由，请国王设宴欢送袁世凯回国治病。李熙此时的心情正是矛盾之际，与中国人走近了，怕日本人不高兴；与日本打得火热，又怕惹恼上国派来的钦差大人。闵妃可不管李熙是什么心情，当天就命人在宫廷大摆酒宴，打发人去请钦差大臣吴大澄、商务委员陈树棠以及商务帮办谭养尧、提督统领吴兆有、同知袁世凯、总兵张光前等人赴宴，美其名曰为袁司马送行。吴大澄忙问一句：“袁司马要到哪里去？”来人答：“钦差大人已经答应，准袁司马回河南治病。国王念及司马大人的功劳，决定设宴送行。”吴大澄大惊：“你们听谁说的？”“我家国王说，是钦差大人亲口说的。”吴大澄有口难辩，又不能不去。袁世凯被人搀扶到会，表情很是痛苦。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吴大澄因为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办理，所以只好提前退席。为澄清事实，吴大澄郑重声明：“北洋李傅相尚没有批复寄来，袁司马到底是在军中养病还是回原籍延医，仍属未知之数。”这无疑是在告诉朝鲜君臣，自己没有批准袁世凯离营回籍。
一见吴大澄离开，金允植站将起来，把自己连夜草拟的《送慰庭归河南》一诗，当场朗诵了一遍，弄得吴兆有、张光前二人很是尴尬。诗曰：“名高人多嫉，功成众所忌，此事古今同，处世谅不易。曩直危急日，人皆歙手避，黜者怀首鼠，懦夫常惴惴。事定反觅疵，利**渐渍，遂将功为过，摧折丈夫志。君今浩然归，俯仰无所愧，天日照孔昭，贤才岂中弃。相见知不远，努力勉王事。”诗并不长，但却把吴兆有、张光前二人听得面红耳赤，几次想离席而去。金允植其实是想让吴大澄难堪，哪知把吴兆有、张光前捎上了，吴大澄反倒没有听到。
袁世凯此时已不管吴大澄说什么、怎么说，在当晚便把行装打点好。李熙赏赐的上等好山参以及朝鲜土特产，都派人连夜运到码头，打通关节，悄悄装船。
光绪十年十二月十六日（1885年1月31日）早饭刚过，吴大澄收到袁世凯打发人送来的一封书信，言称夜里病情突然加重，不得不回原籍延医治疗，顺便变卖家产，争取早日把军营亏空堵上。吴大澄一惊，急忙赶往码头，但回国的船只已离开这里两刻钟之久。
吴大澄望洋兴叹，当天就把袁世凯不辞而别的事电告给李鸿章。李鸿章回电，命其从速返回。因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即将赴华，与中国交涉中日冲突问题，兼筹两国间“善后事宜”。上授李鸿章全权代表，负责与伊藤谈判。李鸿章调吴大澄回国筹备一切。
得知袁世凯在焦头烂额之际仍能平安归来，久历官场的袁保龄不仅诧为奇迹，对家里人连连夸奖道：“凯侄脱身回里，觉此子狡狯，亦复胜其痴叔矣！”袁保龄据此推断，袁世凯肯定能有大作为。
袁世凯回到陈州，先卖地把军营欠款堵上，又陪于氏回了趟娘家，这才乘船赶往旅顺来看望堂叔袁保龄，但袁保龄此时并未在旅顺，而是进京公干去了。袁世凯无奈，只好怏怏返回。回到陈州，袁世凯一边闭门读书，一边思考以后的出路。这个时期的袁世凯，情绪异常低落，经常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发呆，有时还自言自语。于氏知道，夫君此次在朝鲜受到的打击太大了。
伊藤博文到华后，在天津一共与李鸿章进行了六次谈判。第一次谈判是光绪十一年二月十八日（1885年4月3日），双方以争吵开始，又以争吵结束。伊藤一见面就采用先发制人的方法，指控中国驻朝防军贸然入宫袭击日本军兵，事后又杀害日侨。李鸿章不慌不忙，对伊藤的指控一一加以反驳。有模糊不清的地方，吴大澄及时站出来说明，弄得伊藤很是被动。双方僵持不下，谈判毫无进展。第二次会面仍旧争吵的很激烈。直到第六次谈判，才勉强达成一个协议，亦称《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或《朝鲜撤兵条约》。该专条一共三款：1、议定中国撤驻扎朝鲜之兵，日本国撤在朝鲜护卫使馆之兵弁。自画押盖印之日起，以四个月为期，限内各行尽数撤回，以免两国有滋端之虞。中国兵由马山浦撤去，日本国兵由仁川港撤去；2、两国均允劝朝鲜国王教练兵士，足以自护治安，又由朝鲜国王选雇外国武弁一人或数人，委以教演之事。嗣后中、日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教练；3、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为了给日本受伤士兵或战死遗属一个交代，经伊藤反复恳求李鸿章，李又答应以私人名义行文朝鲜，“戒饬”驻朝防军营官。从条约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已经把袁世凯从平定朝鲜政变中完全摘除，没有任何过错。伊藤见李鸿章如此维护袁世凯，知道再纠缠无益，也只好作罢。从幕僚的口中知道谈判的结果后，袁保龄欣喜若狂，当日给袁世凯写信通报此事：“伊藤此次极力欲撼汝，尚赖合肥相国持正，颇费唇舌。此节自是可感，我临行时早料及，亦曾与之面谕及此也。”信到陈州，直把个袁世凯读得心潮澎湃，欷歔不已。袁世凯心里异常青楚，自己能否逃过此劫，关键在于李鸿章；而李鸿章怎么做，又完全取决于袁保龄在李心目中的地位。现在看来，袁保龄在李鸿章心目中的地位并没因袁世凯而降低分毫，相反，好像更高了。李鸿章对自己在处理朝鲜政变这件事上是不是完全认可，袁世凯还拿不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李鸿章也并没有完全否定自己。一连多日，袁世凯开始认真思考自己以后的出路问题。袁世凯决定再到旅顺走一趟，好好和堂叔（袁保龄）谋划一下自己以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