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进入幕府后，曾国藩并没赋予他特别重要的工作，而是先让他负责案牍上的事，也叫文案，相当于现在的领导秘书。每天替曾国藩办理行文，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奏章。李鸿章在担任文案期间，一共为曾国藩办了四件大事：一件是劝恩师不要北上勤王，一件是替曾国藩起草最负盛名的参折《参翁同书片》，一件是劝恩师不要把总督衙门设在祁门，还有一件是力劝恩师放过李元度。

一

我们先说第一件事。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就在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之前，咸丰皇帝下旨曾国藩北上勤王。

咸丰十年八月二十八日，曾国藩收到一道十万火急的圣谕：

本日胜保奏，夷氛逼近关下，请飞召外援，以资夹击一折。据称用兵之道，全贵以长击短。逆夷专以火器见长，若我军能夺身扑进，兵刃相据，贼之枪炮近无所施，必能大捷。蒙古京旗兵丁不能奋身击刺，惟川楚健勇，能俯身揉进，与贼相拼，逆夷定可大受惩创。请饬下袁甲三等，各于川楚勇中，共挑选得力若干名，派员管带，即行起程，克日赴京，以解危急等语。逆夷犯顺，夺我大沽炮台，占据天津。抚议未成，现已带兵至通州以西，距京咫尺。僧格林沁等兵屡失利，都城戒严，情形万分危急。现在军营川楚各勇，均甚得力。著曾国藩、袁甲三，各选川楚精勇二三千名，即令鲍超、张德胜管带，并著庆廉于新募彝勇，及各起川楚勇中挑选得力者数千名，即派副将黄得魁、游击赵喜义管带，安徽苗练向称勇敢，著翁同书传振邦饬令苗沛霖遴选练丁数千名，派委妥员管带。均著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勿得藉词延宕，坐视君国之急。惟有殷盼大兵云集，迅扫逆氛，同膺懋赏，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加急各谕令知之。

曾国藩接到圣旨后，一连几日苦思冥想，举棋不定。照理说，君国有难，身为臣子，北上“勤王”责无旁贷，如不北上护主，将被责为天下罪人。可他又一想，徽州到京城五千余里，就算不吃不喝，日夜兼程，最快也要三个月才能赶到。而当时英法联军距离北京只有数十里，一眨眼的工夫就能攻到城下。尤其此时正是剿杀太平军的关键时刻，一旦抽掉精锐，于战局肯定大有影响，孰重孰轻，傻子都能看明白。

曾国藩召集所有幕僚开会讨论，大家都主张应该调兵北上，只有李鸿章一个人不同意。曾国藩问他为什么。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已在北京城下，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调兵北上保卫京城已毫无意义，而且英法联军侵略最终将“金帛议和”了事，真正威胁清王朝的还是太平军。曾国藩于是让李鸿章动笔拟一个复奏。李鸿章替曾国藩草拟了一个《复奏胜保请飞召外援折》。折子这样写道：

钦奉谕旨饬鲍超赴京，交胜保调遣。窃计自徽州至京五千余里，步队兼程，须三个月乃可赶到，而逆夷去都城仅数十里，安危之几，想不出八九两月之内。

写到此，笔锋一转：

应恳天恩，于臣与胡林翼二人中，饬派一人，带军入援，岂可仅以鲍超应诏？……惟臣若蒙钦派北上，则当与左宗棠同行，皖南暂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江西境内。胡林翼钦派北上，则当与李续宜同行，皖北暂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湖北境内。

曾国藩这个折子之后，李鸿章又替曾国藩起草了一个《徽州被陷现筹堵剿折》，告诉朝廷，刚刚收到军情快报，李世贤带着大股太平军，将徽州城占据了。退守城外的湘军李元度部，派人飞书求援，我已调鲍超带着大军去增援。又说兵勇太少不敷使用，云云。折后，曾国藩请求朝廷“臣调度无方，咎无可辞，应请旨将臣交部议处”。

从这一连串发生的事情来看，都符合曾国藩虑事周详的性格。所以我认为，收到勤王北上的圣旨后，曾国藩并非犹豫不决，而是马上就意识到不能北上；征求李鸿章的意见，李鸿章也认为不能北上。于是，他上疏朝廷表示愿意北上，但提出鲍超人生地不熟“断不能至”，所以请朝廷在胡林翼和自己之间“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而随后发出的第二篇折子，其实就是明着告诉朝廷，他的兵力原本就不敷使用，如果再分兵北上，大清王朝肯定完蛋无疑。

朝廷经过三思，只得命他暂勿北上。不久“和议”已成，北上勤王的话就更不用提起了。力劝曾国藩不北上勤王，让人看到了李鸿章处理事情时的大局观。

二

我们再说说第二件事，就是替曾国藩草拟《参翁同书片》的事。这个翁同书当时出任安徽巡抚，他不仅是恭亲王奕的老师，还是咸丰皇帝的老师，还是原工部、户部尚书翁心存的长子。朝内党羽遍布，门生弟子众多。他的两个弟弟也都非同小可。二弟翁同爵，后来官至湖北巡抚、湖广总督；三弟翁同龢，是咸丰六年状元，后来更是权倾朝野。

先来看一下李鸿章替曾国藩拟就的《参翁同书片》的原文。这个片子是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正月初十日拜发的。片子不足七百字，我们不妨读一下。

再，前任安徽巡抚翁同书，咸丰八年七月间，梁园之挫，退守定远。维时接任未久，尚可推诿。乃驻定一载，至九年六月，定远城陷，文武官绅殉难甚众。该督抚独弃城远遁，逃往寿州，势穷力绌，复依苗沛霖为声援，屡疏保荐，养痈贻患，绅民愤恨，遂有孙家泰与苗练仇杀之事。逮苗逆围寿，则杀徐立壮、孙家泰、蒙时中以媚苗，而并未解围。寿城既破，则合博崇武、庆瑞、尹善廷以通苗，而借此脱身。苗沛霖攻陷城池，杀戮甚惨，蚕食日广，翁同书不能殉节，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团练之有罪。始则奏称苗练入城，并未杀害平民，继则奏称寿州被害及妇女殉节者不可胜计，请饬彭玉麟查明旌恤，已属自相矛盾。至其上年正月奏称苗沛霖之必应诛剿一折三片，脍炙人口。有身为封疆大吏，当为朝廷存体制，兼为万古留纲常。今日不为忠言，毕生所学何事等语，又云“誓为国家守此疆域，保此残黎”，俨然刚正不屈，字挟风霜。逮九月寿州城破，翁同书具奏一折二片，则力表苗沛霖之忠义。视正月一疏，不特大相矛盾，亦且判若天渊。颠倒是非，荧惑圣听，败坏纲纪，莫此为甚！

若翁同书自谓已卸抚篆，不应守城，则当早自引去，不当处嫌疑之地；为一城之主，又不当多杀团练，以张叛苗之威。若翁同书既奉谕旨，责令守城，则当与民效死，不当濡忍不决；又不当受挟制而草奏，独宛转而偷生。事定之后，翁同书寄臣三函，全无引咎之词，廉耻丧尽，恬不为怪。军兴以来，督抚失守逃遁者皆获重谴，翁同书于定远、寿州两次失守，又酿成苗逆之祸，岂宜逍遥法外？应请旨即将翁同书革职拿问，敕下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以肃军纪而昭炯戒。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附片具奏。

这个附片先指责翁同书举措不当、守城不力、弃城而逃，应予严惩。并历数翁同书忠奸不辨、误用苗沛霖、措置失当、贪生怕死、连失两城的罪状，然后又指出翁的几篇奏折的自相矛盾之处，反驳他的种种自辩，令其无继续辩解的任何余地。朝廷无奈之下，只得按规定将翁同书判“拟斩监候”。

据说曾国藩读完李鸿章草拟的这篇附片后，不由称赞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后人于是把此折称之为晚清第一折。

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台湾商务印书馆雷禄庆编辑整理的《李文忠公鸿章年谱》的记载：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旨询苏帅于文正，以公对，其疏有云：“李某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堪膺重任；且淮南风气刚劲，欲另立一军，以为中原平寇之用。”于是公乃归庐州募淮勇。期以来年二月济师。既至安庆，文正乃为厘定营制，悉仿湘军，是为淮军之始。先是淮南迭被蹂躏，独合肥因张树声树珊兄弟，周胜波胜传兄弟，及潘鼎新刘铭传等，自咸丰初即练民团，筑堡垒，以自卫，始得保全。公之募勇也，乃因其旧而加以精练，以弟鹤章总营务，二张二周、潘、刘等咸从焉。文正复以湘军数营、猛将程学启郭松林归公调遣。以故此后无往不胜，其名将则以程、刘、潘、二张、二周用力最焉。

〇文宗崩。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同治元年（清穆宗）壬戌一八六二

公三十九岁

二月太平军陷松讧太仓诸属，惟上海独存，势甚危。苏绅户部主事饯鼎铭等集银八十万两，雇船六艘，于二十八日诣营乞援。时公军八千人，被贼阻不得达镇江。文正乃奏请移师上海。乃定以三次输送完毕。三月八日，公自巢含赴镇江。十日至沪。三十日全军至上海。得旨署江苏巡抚。

按照年谱的说法，曾国藩最迟在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便已经打发李鸿章回安徽合肥募勇去了。而《参翁同书片》拜发的时间，则是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无论怎么算，李鸿章都没在曾国藩身边，他怎么可能替曾国藩草拟这篇附片呢？可见，曾国藩写成的这个天下第一片，安到李鸿章身上，无非是为了借机抬高李鸿章的才学。

三

1860年，正处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际，英法联军进逼北京，京师震动，咸丰皇帝郁郁终日，而对于东南的太平天国叛乱，朝廷只能倚重曾国藩这样在外带兵作战的大臣。这一年，曾国藩奉旨署理两江总督，担负起了“肃清东南”的重任。原本位于南京的两江总督府，被太平天国占领，在没有实地勘察的情形下，清廷下令曾国藩，把两江总督衙门设在安徽祁门。

李鸿章坐姿像（清人绘）关于李鸿章劝说曾国藩，不要把两江总督衙门安设在祁门的说法，不少史料都提到过，可信度还是有的。读者可以通过这件事，领略李鸿章看问题的独到之处。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四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奉旨署理两江总督。接旨之后，按曾国藩自己的说法，必须“带兵过江，驻扎南岸，以固吴会之人心，而壮徽宁之声援”。

咸丰随后下旨，让曾国藩把两江总督衙门，暂时驻扎在祁门。曾国藩开始命令各军，次第向祁门进发。

李鸿章接令的当日，便背着曾国藩，拿出太平天国绘制的安徽全境图来看。这一看竟然看出李鸿章一身冷汗。因为他发现，祁门两面靠山，一面环水，只有一面有大路。他又拿出大清国的地图与太平天国所绘之图比照着看，这才找出原因。原来，大清国皖图标注的祁门，只有一面环水，而未指明两面靠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