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子于当日交六百里快骑拜发。

李鸿章在回任途中，曾接到两江总督马新贻的来信，他在回信时，特意提了一下吴棠参案：“弟九月十八始抵成都，查办各事，大致报竣，道子谨厚孤立，实无婪脏情事，已为昭雪。”

曾国藩此时是直隶总督。

此时的大清国，内乱渐绝，百业将兴，通关频繁，洋务倡起，颇有中兴之议。而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丁保桢等人，也被时人称作中兴名臣，大加褒扬。

李鸿章的复奏递进京城后，朝廷下旨勉励吴棠，言称“川省吏治防务均紧要”，要求吴棠“务当整刷精神，力筹整顿，勿稍瞻顾。至云贵总督刘岳昭所参各节并未详查，以传闻无据之词，率行入奏，实属不合，著严行申饬”。

此外，关于御史张云奏参川省道员钟竣等包揽招摇，御史龚承均奏参彭淙汝任意招摇各节，吴棠任用之幕友彭淙汝，系奉旨饬令回籍之员。经李鸿章查明，确系吴棠“失察”，“交吏部议处”。有奖有罚，奖罚分明。

李鸿章对吴棠案所下的结论，被慈禧太后认可，却不能让百官信服。

李鸿章的查复公开后，招来一片骂声。有的说他包庇吴棠，还有的说他查出这么个结果，肯定是收受了吴棠的贿赂，奏请朝廷，连李鸿章一起查。慈禧太后一见越闹越不像话，不由动起了真怒，发下话来，让有意见的大臣去四川重新查办。如果真是李鸿章包庇了吴棠，把吴棠和李鸿章一起下大狱，办案的人连升三级；如果吴棠当真是冤枉的，对不起，该大臣的人头可就没了。这话一说，满朝马上鸦雀无声，再没人哭着喊着杀这个杀那个了。这就是所谓的清流。没事的时候要多清有多清，事情一来，噌，他先没了。

三

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二月，贵州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苗民起义。只几日光景，贵州的部分州县便被义军占领。

朝廷感于贵州兵力单薄，于是紧急下诏，授李鸿章钦差大臣衔，率原淮军旧部，驰赴贵州督办云贵军务，云贵两省督、抚、提悉归节制，湖广督篆暂由李瀚章署理。

李鸿章知道事急，只好把湖广的事情放下，把眷属妥为安置，也不等大哥到任，便把督篆先交湖北巡抚护理，带上一应随员匆匆赶往贵州。

李鸿章走在途中，又接一旨，命其勿赴贵州，速改道转赴陕西督办军务。因为在陕西与回民义军作战的湘军悍将刘松山战殁，左宗棠的楚军力不能支，朝廷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征剿”计划，决定先向陕甘增军。

李鸿章接到圣旨叫苦不迭，却又不得不硬起头皮飞檄各军赴陕，而他自己则带着随员缓慢前行。为什么这样？因为陕甘是左宗棠的势力范围，自己突然插进去一脚，左宗棠肯定要有想法。李鸿章可不想去惹左宗棠。所以他就开始磨蹭着走。

也就是这时，大清国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教案——天津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