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总督，由于其管辖的直隶省地处京畿要地，担负着京畿防御的重任，因而名列九位最高级的封疆大吏之一，享有疆臣之首的地位。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后，秉持了他一贯高调行事的执政风格，开始了对直隶省的治理。

一

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十一月四日，李鸿章把崇厚同治六年创办的“天津军火机器总局”，经过整顿扩充，改名天津机器制造总局，调沈保靖为总办。

天津机器制造总局成立不久，李鸿章又听从沈保靖建议，在大清河、北运河之间，择地兴造弹药库一座，做储存弹药、成品机器用。

机器总局一应员弁，仍大多雇用洋技师，中国技师则全部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与金陵机器局奏调。

该局规模虽不及江南局宏大，但也比崇厚原设之局大出几倍。

为保证京城安全，李鸿章经奏请，又把裁撤后已转成经制之师的两万淮勇分三批调入直隶各口驻防，又在口外添募一马队，聘洋人教练。同时，设总粮台一处，分粮台十处。为使粮道水陆畅通，他又将淮军万人调到大运河沿岸，挖壕筑堤，疏理河道，直到大小船只畅行无阻。

李鸿章兼署北洋通商大臣后，为使通商、行政两便，又奏请添设津海关道，在天津专设衙门，以期办事迅速，不受地方约束。又仿照上海，在天津添设了税务司衙门。

李鸿章到直隶不过四个月，便拳打脚踢，施展平生所学，把个死水一潭的直隶，治理得轰轰烈烈，大有风光，人气眼看着一天旺似一天。但因为他办的每一件事，都和洋人有关，弹劾他的奏折也一直不断。最后发展成，办的事越多，朝廷收到的参折越多。

李鸿章像（清人绘）二

历经多年战乱后的清政府，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时期。而此时被天朝上国鄙夷的倭寇日本，突然请求与清政府建交通商，这件看似正常的两国外交，却引来了清政府的深深迟疑。

这年年底，经别的国家介绍，日本国特派使臣柳原前光抵京，向总理衙门提出通商请求。总理衙门依例禀奏两宫皇太后。

慈禧太后也发蒙，便征求一些督抚的意见。安徽巡抚英翰力持不可，言称“恐贻后患”。

慈禧太后让南北二洋发表意见。李鸿章经过与曾国藩函商，给朝廷上了一个《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主张与日本通商，理由是：

闻该国自与西人定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将来与之定议后，似宜由南洋通商大臣就近遴委妥员，带同江浙熟习东洋情形之人，往驻该国京师或长崎岛，管束我国商民，藉以侦探彼族动静，而设法联络牵制之，可翼消弭后患，永远相安。

从片中可以看出，此时的李鸿章已认识到无驻外使节的不便，他明确提出，驻外使节不仅能“以侦探彼族动静，而设法联络牵制之”，更“可翼消弭后患，永远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