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威没接话。他只是默默拧紧保温桶盖子，把那份鉴定书复印件塞回公文包。

“夏书记，”他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却像钉子楔进寂静里，“您真觉得，东雨集团的事，吴刚一个人就能捂住？”

夏国华的手指停在照片上。他没否认，也没承认，只是慢慢合上书页，将那张照片彻底掩埋在厚重的纸页之下。

“明天上午九点，市委常委会。”李威看着他，“您得主持最后一次会议。”

夏国华点点头，走到衣柜前，取出那件熨烫平整的深灰色西装外套。他穿上时动作很慢，仿佛在穿戴一件即将卸下的铠甲。袖口扣到第二颗纽扣时，他忽然停下，从内袋掏出一枚小小的金属徽章——那是凌平市首届“十大杰出青年干部”奖章，2008年颁发的。背面刻着一行小字：“为民务实清廉”。

他把它放在书桌上，正对着窗外最后一点天光。

次日清晨六点，夏国华独自驱车驶向市委大院。晨雾尚未散尽，路灯还亮着，光晕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浮成一片片淡黄。他没走正门，而是绕到老办公楼后巷。那里有一堵爬满常春藤的砖墙，墙根下埋着一块青石板，是他刚调任凌平时，和时任市委书记老赵一起埋下的“时间胶囊”。当时约定十年后开启，可老赵三年前因病离世，胶囊至今未启。

他蹲下身，手指拂过冰凉的石板缝隙。藤蔓柔软的触感让他想起绿萝的叶子。

八点五十分，他站在常委会议室门口。门虚掩着，里面已坐满了人。他没敲门，直接推门而入。

二十七双眼睛齐刷刷望过来。有人低头整理文件，有人假装看表，有人端起茶杯掩饰目光——只有组织部长张振国迎上来，紧紧握了握他的手，掌心滚烫。

会议开始。议题只有一个：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凌平市旅游新城改造工程领导小组组成人员的请示》。

夏国华逐条审阅文件，笔尖在“组长：李威”的名字上悬停三秒，最终重重落下。墨水渗进纸纤维，像一滴不肯蒸发的汗。

散会后，他没回办公室，而是径直走向行政楼西侧的信访接待室。铁门虚掩，里面坐着两个老人，头发花白，膝盖上摊着一张皱巴巴的拆迁补偿协议。夏国华没让秘书通报，自己推门进去，搬了把椅子坐在他们对面。

“大爷，大娘，我是夏国华。”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协议上写的补偿标准，我看了。比市里最新出台的棚改政策低了百分之十八点六。这事，是我的责任。”

老人浑浊的眼睛眨了眨，没说话，只是把协议往他面前推了推。纸上用圆珠笔圈出一行小字：“本协议为最终执行标准，双方签字即生效。”

夏国华拿起笔，在那行字下方空白处写道：“此条款作废。凌平市将依据2023年最新政策标准，重新核算补偿款，并于十五个工作日内补足差额。夏国华，2024年5月27日。”

他签完字，把协议推回去。老人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突然伸出布满老年斑的手，颤巍巍摸了摸他签字的地方，又摸了摸自己眼角。

走出接待室时，阳光正刺破云层。夏国华仰起脸，让光线灼烧眼皮。他忽然想起巡视组高建新说过的话：“干事的人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把规矩当成了绊脚石。”

可此刻他明白，绊脚石从来不是规矩本身。是人心深处那点自以为是的“例外”——以为自己能掌控全局，以为速度可以弥补漏洞，以为只要动机纯正，过程便可网开一面。

他掏出手机，删掉了所有工作群的聊天记录，只留下一个置顶对话框：李威发来的消息，只有五个字：“夏书记，我在。”

手机屏幕暗下去的瞬间，他听见远处传来施工机械的轰鸣声。那是城西安置区二期工地，塔吊正在缓缓转动吊臂，钢铁骨架在阳光下泛着冷硬的光。

夏国华深深吸了口气，转身朝停车场走去。车钥匙插进锁孔时，他听见身后有人喊：“夏书记！”

是信访科的小陈，气喘吁吁跑过来，手里攥着一叠材料：“您走之前……这个，得给您。”

夏国华接过。是厚厚一摞《凌平日报》剪报，全部关于旅游新城工程：2020年3月12日头版，《我市百亿文旅项目启动》，配图是他和吴刚共同揭牌；2022年9月17日三版，《旅游新城核心区主体封顶》，照片里吴刚站在脚手架上挥手；2023年11月24日五版，《烂尾工程调查：谁在掏空城市未来？》，文章署名记者李威。

最后一张是今天的报纸，头版通栏标题：《凌平市召开旅游新城整改推进会，李威同志强调：绝不让百姓的血汗钱打水漂！》。

夏国华把剪报抱在胸前，像抱着一捧失而复得的灰烬。他没说话，只是朝小陈点了点头，拉开车门。

引擎发动时，后视镜里映出市委大楼的轮廓。玻璃幕墙反射着正午的强光，刺得人睁不开眼。他没再回头，踩下油门，车子平稳汇入车流。

方向盘右侧的储物格里，静静躺着一张泛黄的纸片——那是二十年前他刚参加工作时，在党校结业典礼上抄下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摘录：“共产党人要时刻警惕，不是在敌人面前倒下，而是在胜利面前迷失。”

纸页边缘已被摩挲得毛糙，字迹却依然清晰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