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三天后，公社码头再次人满为患。

这次却不是在忙碌的处理鱼获，而都是在驻足送行两名年轻人。

这边赵有礼带着几名男社员抬着两个大背篓，小心地走向船舱。

背篓里底部和四周都垫了一层...

“来了！”李大栓应了一声，却没立刻起身，而是把手里那几粒稻谷轻轻一捻，壳碎，米白，粒匀，沉甸甸的——指尖能掂出分量来。他抬头望了望天，日头正悬在中天偏西的位置，光亮灼而不燥，风也稳，晒场上扬起的尘末在斜照里浮成细金，像一层薄雾裹着整条路。远处，赵红梅刚扎好一口麻袋，正踮脚往板车上摞，关山河弯腰帮她托了一把底，两人额上都沁着汗，可嘴角是翘着的，连喘气声都透着一股子踏实劲儿。

雷东峰见他不动，只盯着那几粒米看，忍不住又催：“朝阳，车都等着了，你倒在这儿数米粒呢？”

李大栓这才站起身，拍了拍裤腿上沾的灰，目光扫过眼前这长长一条晾晒路——从营区门口一直铺到砖厂拐角，足有三里多长，两侧全是金灿灿的谷堆，粗略数去，少说上百垛，每一垛都压得实、堆得齐、顶上还盖着防露水的油布。再往远些，地头还不断有板车、驴车、甚至肩挑背扛的人影往这边涌，后头拖着的稻捆还没卸完，前面的麻袋已摞成小山。他喉结动了动，忽然低声道：“老雷，你猜七百七，我信。”

雷东峰一愣，没料到他接得这么干脆。

李大栓却已迈步朝前走，边走边道：“可朱师傅测的不是七十一号那一块，是七十一号、八十三号、九十六号……一共十七块留种田。亩产七百七，那是平均数。”

他顿了顿，声音沉了些：“但七十一号那块，昨儿下午朱师傅又跑了一趟，蹲在田埂上用尺子量过穗长、掐过千粒重，回来跟我说——‘朝阳，那块田，怕是奔着八百去了’。”

雷东峰脚步猛地一顿，眼睛瞪圆：“八百？！”

“嗯。”李大栓点点头，没笑，也没抬高声调，可那两个字落在风里，像两颗铁钉，砸得人耳根发烫，“朱师傅没敢写进报表，怕人说他浮夸。可他拿手里的稻穗给我比划过：穗子密、粒饱、秆硬、弯而不折，底下鸭粪肥厚得踩一脚冒油花。他说，‘这田是喂饱了，不是饿瘦了’。”

雷东峰没接话，只下意识摸了摸自己裤兜——里头揣着一本磨毛了边的小本子，上头记着去年全农场各连队的水稻亩产：最高是四百二十三斤，出自三分场试验田，还是掺了三分之一早熟品种；最低二百六十七，就在他们七分场十八连，地涝、肥薄、鸭子没养活，稻苗稀得能跑兔子。他低头看着自己鞋尖上干涸的泥点，忽然想起昨儿傍晚在田埂上，高志远蹲着扒开一丛稻秆，手指捻着穗尖那层薄薄的绒毛，说了句：“老关，这稻子，长得跟人似的——吃饱了，才肯使劲长个儿。”

风掠过晒场，卷起一小片谷壳，打着旋儿扑到李大栓脚背上。他抬脚轻轻一抖，那点金黄便落回地上，混进更大的一片金色里，再也分不清哪粒是哪粒。

“朝阳！”远处一声喊，是严景，正挥着胳膊朝这边跑，裤脚卷到膝盖，脸上汗珠子顺着颧骨往下滚，“程班长说，第一批脱粒机修好了，皮带轮咬合稳当，木桩一根没松！刚才试了三车，每车比脚踏快十倍不止！他还说——”他喘了口气，咧开嘴，“‘这回不叫脱粒机，叫吞谷兽！’”

李大栓笑了，眼角的纹路舒展开来，像被阳光熨平的稻叶。他没应声，只朝那边点了下头，然后继续往前走。雷东峰赶紧跟上，一边走一边忍不住问：“那电动的……真改成拖拉机带动了？”

“改了。”李大栓答得简短，“皮带加宽三指，滚筒齿距缩了一半，钉齿换成钩形，尖头磨得发亮——程说，这回不是打谷，是‘薅’。”

“薅？”雷东峰琢磨着这个字，总觉得不对味儿，“薅草才叫薅，谷子能薅？”

“能。”李大栓脚下没停，声音却稳得像晒场上压得最实的那垛谷，“麦子脆，得碾；稻子韧，得薅。你见过老农薅草么？不是拽，是贴着根儿，一捋到底，连泥带须，一根不留。咱这机器，现在就学这个劲儿。”

雷东峰怔了怔，忽地笑出声：“好家伙……还真让你给琢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