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钟砚舟是大道市政府的人。”卢修冷笑，“大道市政府去年十月才成立，钟砚舟的履历表里，所有任职记录都盖着日本领事馆认证钢印。”
方既白忽然掀开被角，露出缠着渗血纱布的小腿：“帮我拆了。”
卢修蹲下，剪刀尖挑开绷带。溃烂伤口边缘泛着诡异青灰，几缕黑丝状菌丝正从皮肉里钻出——这是东江流域特有的腐尸菌，只生长在浸泡过尸体的沼泽淤泥里。昨夜方既白跳河时，特意在虬江码头废弃船坞的臭水沟里泡了七分钟。
“你故意让菌丝长出来。”卢修剪断最后一圈纱布，“好让曹安民太以为你真在河里泡过。”
“不。”方既白抓住卢修的手腕，指甲几乎掐进皮肉，“我要他以为，这菌丝是从钟砚舟尸体上沾来的。”
卢修手指一颤，剪刀掉进炭盆，溅起几点星火。
弄堂外忽然传来皮鞋踏碎枯叶的脆响，由远及近。卢修抄起灶膛边的铁钳，方既白却抬手止住他，抓起桌上半块萝卜糕塞进自己嘴里，腮帮鼓胀如仓鼠。
脚步声在门口戛然而止。
“温先生？”门外响起年轻女子的声音，带着浓重广东腔，“我是《东亚邮报》的阿阮，钟督办生前约好今早给我看一份文件……”
方既白含糊应了一声，吞下萝卜糕，喉咙里发出黏腻的咕噜声。
卢修拉开门。门外站着个穿墨绿旗袍的年轻女子，左手腕上银镯在冬阳下反光刺眼。她身后三步远，两个穿灰色短褂的男人垂手而立，右手始终按在腰后——那里鼓起的轮廓，分明是勃朗宁M1906手枪的握把。
“阿阮小姐找错地方了。”卢修挡在门口，侧身时袖口滑落，露出腕骨上三颗褐斑，“温先生病着，不见客。”
阿阮笑容不变，目光却越过卢修肩膀，精准落在方既白脸上：“温先生左颊的伤，跟钟督办上周在虹口公园挨的那记闷棍，位置一模一样呢。”
方既白终于开口，嗓音沙哑如砂纸摩擦：“阿阮小姐认错人了。我这伤，是上个月在十六铺码头扛包时，被麻袋角砸的。”
阿阮笑意更深，右手抬起理了理鬓角碎发，袖口滑至小臂——那里赫然缠着一圈暗红绷带，渗出的血迹在阳光下泛着紫黑光泽。“温先生知道吗？”她声音轻软，“钟督办临死前，用血在西装内袋写了七个字。法医没看清，但我看见了——那字迹，跟您当年在黄埔军校黑板上写的‘既白’二字，一模一样。”
卢修后颈汗毛倏然倒竖。
方既白却打了个长长的哈欠，眼角沁出泪花：“阿阮小姐，您这故事编得……比《申报》副刊还精彩。”他掀开被子下床，赤脚踩上冰凉的水泥地，每一步都留下淡淡血印，“可惜啊，我连黄埔校歌都不会唱。”
他走到阿阮面前，距离近得能看清她睫毛膏晕开的淡青痕迹。两人呼吸相闻之际，方既白忽然抬手，用拇指抹过她右眼角——那里有粒几乎不可见的朱砂痣，形状恰似北斗七星中“天权”一星。
阿阮瞳孔骤然收缩，身体本能后仰。
方既白收回手，指腹捻了捻，将那点朱砂在袖口蹭净：“原来如此。”他声音轻得只有阿阮听见，“钟砚舟书房保险柜第三层，有个樟木匣子。匣子底板夹层里，藏着您父亲阿阮景明的遗照——照片背面写着‘廿六年冬，殉职于镇江’。”
阿阮脸上血色尽褪。
“您父亲不是死在镇江。”方既白转身往里走，赤脚踩过自己留在地上的血印，像踏着一串暗红脚链，“他是1932年死在吴淞炮台，被日军炮火削去半边身子。钟砚舟当年就在炮台当观测员，他亲手给阿阮景明合的棺。”
阿阮扶着门框的手指节发白，指甲深深掐进木纹。
“您现在该明白，”方既白在门槛处停步，侧脸线条冷硬如刀，“为什么钟砚舟要您来这儿——他怕您看见那张照片背面的字，更怕您知道，他保险柜里那支金笔，正是用您父亲的遗骨研磨的骨粉，混着松烟墨制成的。”
弄堂风卷起阿阮旗袍下摆，露出小腿一道蜈蚣状旧疤——那是1932年吴淞溃退时，被日军刺刀挑开的伤口。
她没再说话，转身离去。两个灰褂男人亦步亦趋跟上，其中一人经过卢修身边时，腰后枪柄不经意擦过卢修手臂——那勃朗宁握把上，竟嵌着半枚磨损的铜钱，钱文正是“沪西清共”。
卢修关上门，反手抵住门板，胸腔剧烈起伏。他听见方既白在屋里咳嗽，一声比一声沉闷，仿佛要把肺腑都震碎。
炭盆里最后一点余烬熄灭，青烟袅袅升腾，在土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那影子渐渐扭曲，竟勾勒出一幅残缺地图：北边是虬江码头，南边是华美大厦，中间一条虚线贯穿美华里与齐顺里，虚线尽头，赫然标注着三个血红小字：大北门。
方既白坐在床沿，从怀里掏出那枚黄铜怀表。表壳内壁的蜡粒已被体温融化，露出底下一行微刻小字：“既白既白，东方既白——丙子年冬至，于吴淞炮台。”
他拇指用力一按，表壳咔哒弹开。机芯依旧停摆，但玻璃镜面映出的，却是窗外梧桐枝桠——枝桠间隙里，一只黑羽白腹的鸽子正振翅掠过，翅尖掠过之处，隐约浮现出七个墨点，排布如北斗。
卢修端来新煮的姜汤，放在方既白手边。汤面平静，倒映着他疲惫的眉眼。方既白低头看着那汪晃动的倒影，忽然伸手搅乱水面。涟漪扩散，倒影破碎，唯有汤底沉着的几粒姜渣，固执地聚成一个歪斜的“七”字。
他端起碗，一饮而尽。辛辣灼烧喉咙，却压不住舌尖泛起的铁锈味——那是昨夜咬破口腔内壁时，混着腐尸菌毒液渗出的血。
窗外，鸽哨声再度响起，比先前更尖、更冷、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