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的为官思想中，清正廉洁始终是第一要义。然而身逢晚清乱世，官场腐败，身不由己。作为臣子，位高权重既可能带来无尽的荣耀，也可能会导致顷刻覆灭。是什么样的为官哲学，让他深得道光、咸丰两代皇帝赏识呢？他又经历了怎样的政治考验，才成为封疆大吏、权倾朝野呢？他在权利与金钱面前，又是如何坚持自己的为官之道的呢？

一

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曾国藩以从四品翰林院侍讲学士之位，被道光皇帝钦命协建文庙。

此时的曾国藩，地位仅在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庆之下。文庆，字孔修，镶红旗人，费莫氏，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署内阁学士，是道光二年的进士，是个因祖上有军功而没人敢惹的人物。他久历官场，识人无数，深知曾国藩极得道光皇帝欣赏，所以也特别器重曾国藩。

工程建设本来是工部分管的事务，翻建文庙的钦定总监理是工部右侍郎匡正。匡正正当壮年，官居二品，意气风发，是工部最年轻的满侍郎。第一副总监理是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庆，第二副总监理是曾国藩。实际上，曾国藩的工作就相当于工头。

文庙属于土木建筑，由工部侍郎主持翻建工作顺理成章；又因文庙是文人朝拜的场所，里面供奉着孔子以后的十几位大贤，第一副总监理由翰林院掌院学士担任亦无疑义；但这第二副总监理落到从四品官员曾国藩的头上，就有些让人费解了。曾国藩会做的是八股，钻研的是理学，与土木建筑是远不搭界的。尽管这第二副总监理是中层管理人士，上有第一副总监理，下有十几位办事官员，但曾国藩仍把这项差事的责任看得有天般大。他写了份折子，由文庆代奏，坚决要辞去这份差事，不敢接任。

道光皇帝钦命曾国藩担任这件差事，是穆彰阿举荐的结果，原是有照应的意思在里面。皇家的土木建筑、河工水利等工程历来都是肥缺，接到这样的肥差却力辞不干的，还就曾国藩一个。所以穆彰阿知道此事后很是有些气恼。

道光皇帝召见曾国藩，问他：“文庙翻建是国家的大事情，一丝一毫都不容大意。朕让你署副总监理这件事，是朕亲自决定的。难道朕信任你错了？”

曾国藩说：“微臣于土石运筹一窍不通，又没习过算学，这么重要的事情，让臣这样的门外汉充数，怎么能行呢？微臣从不敢拿皇上交办的事情当儿戏，这样的大事一旦出现差错，臣是不敢想后果的。”

道光皇帝说：“做我大清国的官员，凡事都要学、要懂、要会才对。户部的官员不仅要懂户部的事，还要懂礼部、兵部、工部、刑部、吏部的事情。你虽位在翰林院，你认为把翰林院的差事办好就是好官员了吗？历朝历代的名臣哪个不是出将入相、事事皆能呢？朕就不治你的罪了，望你把朕交办的事情办好。你下去吧。”

道光皇帝的一席话，把曾国藩说得诚惶诚恐，汗流浃背。当天，他就直奔工部值事房，向当值的郎中借来了《筑物法》《石拱桥梁法》《算学》《土石计算法》等书籍。等他一读，这才发现，学问一事绝非八股、诗赋一种。土木建筑，认真研究起来，也费神得很。

曾国藩自此决定，除了土木建筑之外，他还要系统地钻研一下军事、政治、外交以及关乎百姓生计的农情、商情、水利。“聪明不过是勤奋”，他自此才信这句俗语绝非妄谈。他想，自己走进京城，不就是要做一名千古流芳的好官员吗？于是他决定按道光教导的话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曾国藩从此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求阙斋”，并为此作《求阙斋记》一文：

国藩读《易》至“临”，而喟然叹曰：刚侵而长矣。至于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

物生而有嗜欲，好盈而忘阙，是故体安车驾，则金舆骢衡，不足于乘；目辨五色，则黼黻文章，不足于服。由是八音繁会，不足于耳；庶馐珍膳，不足于味。穷巷瓮牖之夫，骤膺金紫，物以移其体，习以荡其志。向所搤捥而不得者，渐乃厌鄙而不屑御。旁观者以为固然，不足訾议。故曰：位不期骄，禄不期侈。彼为象箸，必为玉杯。积渐之势然也。而好奇之士，巧取曲营，不逐众之所争，独汲汲于所谓名者，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贵富以饱其欲，或声誉以厌其情，其于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驱一世于轨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实，于是爵禄以显驭之，名以阴驱之，使之践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仁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惧名之既加，则得于内者日浮，将耻之矣。而浅者哗然骛之，不亦悲乎！

国藩不肖，备员东宫之末，世之所谓清秩。家承余荫，自王父母以下，并康强安顺。孟子称“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抑又过之。《洪范》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不协于极，不罹于咎，女则锡之福。”若国藩者，无为无猷，而多罹多咎，而或锡之福，所谓不称其服者欤？于是名其所居曰“求阙斋”。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嗜，皆使留其缺陷。礼主减而乐主盈，乐不可极，以礼节之，庶以制吾性焉，以防淫焉。若夫令问广誉，尤造所靳予者，实至而归之，所取已贪矣，况以无实者攘之乎？行非圣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无所矜饰于其间也。吾亦将守吾阙者焉。

以后的事实证明，曾国藩是这么写的，也是这么做的。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