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奖罪罚，自古皆然，反正空定子很多，不值钱。咸丰帝决定答应曾国藩的要求。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二月，为办公方便，左宗棠在长沙司马桥附近购得宅院一座。三月，左宗棠将一家大小由湘潭辰山迁至长沙居住。

三

四月初，咸丰帝的圣旨下到了湖南巡抚衙门。

圣旨是这样说的：

据曾国藩奏，“湖北全境克复实赖湖南抚臣骆秉章一力维持，接济船炮，拨给饷项，添募水陆各勇。该抚署内幕友候选同知左宗棠，于外江水师尤为殷勤保护，一船一炮一哨一勇，皆苦心照料，劳怨兼任。其一面在长沙操练，一面劝捐饷需，毫无抑勒，绅民为之感动。其致书臣云‘如饷项紧急，则倾家荡产，亦所不恤’等语，实属力拯大局，公尔忘私。湖南抚臣骆秉章，受恩深重，自应竭诚报国，左宗棠等员则吁恳恩施”等语，着赏左宗棠五品顶戴，以兵部郎中补用。钦此。

咸丰帝赏了左宗棠一个候补京官。

虽然依然是五品，但毕竟是京堂缺分。左宗棠当日给胡林翼写信一封，通报这件事。

左宗棠在信中写道：

曾涤翁上奏，保举数君，巍然以本司宦名冠首。俾先人得邀诰命之荣，是平生所欣羡祈祷而不能得者，若锡类有恩，则三十年孤儿可以冥目矣；不朽之感，何烦言喻！然鄙人自念平生绝少宦情，于浮名尤所不屑，所谓布衣躬耕，不求闻达前身，亦尝自颂之矣。自咸丰三年至上年屡辞保举，非但廉耻不容尽丧，亦实见得时局日艰，担荷不易。剿贼非有大权不能，使我得以数千人当一路，不缺其饷，何尝不可有成？无如出身太迟，资望不足充当世用，我之例不过交某人差遣而止，即真诸葛亦无可展布，何况假耶？与其抑郁而无所施，何若善刀而藏为宜。

从信中可以看出，左宗棠并非不想出去做官，实在是不想受人差遣，处处仰人鼻息。

信发走不久，胡林翼复信。胡林翼在信中提出，若左宗棠“肯到湖北巡抚衙门充幕”，“当备四辆车一行”。

四匹马拉的轿车，相当于八人抬的绿呢大轿。清朝官制，外官非三品以上文职大员，不能乘坐八人抬绿呢大轿，否则按违制治罪。

左宗棠没有答应胡林翼。左宗棠的理由是：

此断不可。数以微贱姓名上达天聪，实非所宜，且恐傍人之话短长者谓其急于求进，或非少宝山人倍索身价，尤非鄙心所安也，乞赦之。

显而易见，左宗棠不肯离开骆秉章，恐招人讥讽。

既然如此，胡林翼只好也上了一个保举折，保举左宗棠：

才学过人，于兵政机宜，山川险要，尤所究心……其力能兼江西、湖北之军，而代臣等为谋。若能使其独领一军，必有大效。

最后，胡林翼评价左宗棠：

秉性忠良，才堪济变，敦尚气节。而近于矫激，面折人过，不少宽假，人多以此尤之。故亦不愿居官任职。若能使其独领一军，必有大效。

胡林翼胡林翼的保举折进京不多几日，圣旨再次来到湖南巡抚衙门。圣旨是这样说的：

湖南举人左宗棠，前经曾国藩奏后，已经赏五品顶戴分发兵部郎中上行走；复经胡林翼奏称，“左宗棠才学过人，于兵政机宜，山川险要，尤所究心……其力能兼江西、湖北之军，而代臣等为谋”，“左宗棠秉性忠良，才堪济变，敦尚气节。而近于矫激，面折人过，不少宽假，人多以此尤之。故亦不愿居官任职。若能使其独领一军，必有大效”等语。又经骆秉章奏该员“有志观光，俟湖南军务告竣，遇会试之年，再行给资送部引见”。现在军务需才，该员素有谋略，能否帮同曾国藩办理军务，抑或无意仕进，与人寡合，难以位置？着骆秉章据实陈奏，不得有丝毫隐瞒。钦此。

左宗棠接旨之后连连叫苦不迭。左宗棠知道，胡林翼如此举荐，不仅暴露了左宗棠的去意，而且把左宗棠推向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如果左宗棠就此离开幕府，骆秉章会说他不够义气，天下人从此也会瞧不起他。这样一来，就算骆秉章同意左宗棠到曾国藩麾下去独领一支湘军，左宗棠也不会去的。何况，骆秉章也根本不会让左宗棠走。反之，如果举荐的人不是胡林翼，而是湘军统帅曾国藩，情况就不大一样了。一则，曾国藩此时在咸丰帝眼中的分量比骆秉章重；二则，曾国藩以军务奏请也名正言顺，骆秉章就算有一千个理由也大不过军务二字。胡林翼是好心办了件坏事。

不过，经过这么一折腾，左宗棠的名声总算大了起来。各省督抚乃至各路统兵大员几乎都知道，湖南幕府有个左宗棠，是个才学过人，却又无意仕进的能员。

左宗棠的心情郁闷到了极点。